《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本诗以白描手法，站在一位农民的角度，反映他如何日夜劳动，向往过太平日子，但又受到官府滥征暴敛，以致无以维生的血泪遭遇。本诗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出农民辛勤劳作、心盼安慰的生活要求。农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地耕种庄稼。犁牛颈背被日夜轭住，以致磨烂成疮，露出骨头。马、牛等家畜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农家视为至宝而百般爱护，何以伤害至此，联系“妻子鸿毛轻”句可知，父子、夫妇尚且不能相保，更何况是牲畜于此可见生存之艰难。前四句从空间（“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时间（“叱叱犹夜耕”）两个角度说明靠耕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之艰难。“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这两句说出农民的心愿。这里的“太平”，显然不是古代“三世”中的“太平盛世”，当取其平安、安稳之意。古代社会里，口腹之需有时尚难以满足，更何敢奢望太平盛世。
中间六句为第二部分，写出农民在县衙遭受严刑拷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爱民如子”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作者陆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对农民的艰辛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与认识，但是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现实，看着农民被捆绑着投进官衙、听着他们夜半三更传来的哀求哭嚎声，也就能冲破阶级局限，发出内心的声音。
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写出农民心中的巨大悲愤与对现实的无奈。
作该诗时，作者陆游已经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一岁老人，儒家“为生民立命”的民间情怀和诗人“不平则鸣”的使命感，使其突破阶级局限，记录了“农家之口义”，也是对现实政治无奈的“一声叹息”。
这是一首怀古诗。诗的首联点出怀古之地；颔联用往昔的繁华，来突出今日的荒凉残败；颈联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尾联发出诘问，批判晚明统治者不能吸取六朝兴亡的深刻教训，致使国破家亡、重蹈历史覆辙。全诗言筒意深，蕴含丰富，寓情于景，真切动人。
首联运用“工对”之“地名对”起，既点出怀古之地，又写出南京形胜：“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地宫。”十个字对偶工稳精整，而景象又雄奇壮阔。一“开”一“抱”两个动词，用得也十分形象有力，极见炼字之功。两句诗把南京为帝王之都的山形地势，突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为下面进入怀古预先作了有力的铺垫。
“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颔联两句运用当句对比手法，把往昔“六朝”、“万井”同今日“春草”、“落花”加以对照，从而用往昔之繁华，来突出今日之荒凉残败，以见人世沧桑巨变，语极沉郁。“春草”、“落花”，形容现在城市之衰败残破，好像现在整个南京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野花飘零。过去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不胜繁华，而今日却残破不全，一种“过春风十里，尽麦青青”（《扬州慢·淮左名都》）的黍离之悲便油然而生。诗人写这种内心悲痛的感受，却又显得毫不粘滞，似乎是随意地把古之历史、当时城市人口情况，同现在的春草、落花并列在一起，而让对比鲜明的形象，自己来透露朝代兴废的瞬息万变。“六朝”、“万井”又有双重意义，暗中亦指南明，南明小朝廷亦建都南京。南京经清兵的掳掠烧杀后，已是满目疮痍，一派凋敝景象。十几年后，诗人到此，断垣残壁犹在，不禁悲慨万分，因而借用怀古之情以喻伤今之意。所以，这两句诗言虽少而意却多。
“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颈联两句推进一步，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乌衣巷是六朝繁华之象征，《玉树后庭花》曲是六朝亡国之象征。这里，乌衣用以代指南明时朝中之显贵，玉树则用以暗指南明福王朱由崧荒淫误国的丑行。福王朱由崧在清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思进取，纵情声色，选优排戏，完全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最后落得国破身亡，“临去秋波泪数行”（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下场。两句诗均有话外暗示之音：拜访旧时之显贵，现在人已无多；而过去笙歌迭唱的舞榭歌台，现已人去楼空，微微透露了南明小朝廷之覆亡。这一联中，诗人以“少”和“空”来概括“访旧”和“听歌”的结果，可见现在人事已非，用得十分准确贴切。尤其是“空”字，更显现出一种空虚渺茫之感。
古之六朝，今之南明，均遭到社稷倾覆、江山易主的惩罚，这使诗人不能不对这种历史悲剧疾首蹙额，怅恨不已，故诗人在尾联里，发出似乎不可理解的慨叹。“尽”字表示有亡国恨者不仅仅是六朝，也包含了南明。这两句既反映了诗人内心深沉的悲痛，也表现了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之情。
历朝历代都不乏咏秣陵之作，但大都以历史的旁观者身份进行创作。有的是总结教训，指出险不足恃，如刘禹锡《金陵怀古》诗：“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有的是叹息世事如梦，如韦庄《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此诗则不然。作为明室遗民，屈大均直接目睹和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一位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此，诗人不是把自己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以历史变迁中的受屈辱者的身份，写个人切肤之痛，故情真意切，感人良深。
此诗以写南京为帝王之都始，而以哀叹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的帝王覆亡终。其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把写景、怀古和抒情融为一体，而于怀古之中又暗藏伤今之绪，亦怀古亦伤今。无论是写景、叙事、抒情，均寓有深层的意蕴，却又浑然无迹，藏而不露，使诗增添了无限的情韵。
这是一首送别词。词的上片由景及情，以塞草烟光和渭水波声以铺叙远行者出发时的情景；下片进一步抒惜别之情，但加入了歌唱和别易聚难的感叹。全词仿佛由一组组镜头构成，由远及近，由景及人，一字铺陈二人的情谊究竟有多深，但分别时的浓郁不舍已经道出真相。
此词与王维的送别诗《渭城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体裁的不同，此词更能把离人的复杂情绪，谱写成一曲回环曲折、抑扬顿挫的离歌。上片由景及情，融进王维诗前二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含意。因诗与词本身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内容相近，又有所差异。此词的“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虽然也只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却加进塞草烟光和渭水波声以铺叙远行者出发时的情景，显得开阔而含情。而景中的“波声咽”则带有长行者和送行者的感情色彩。王维诗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于词中则是“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又后会甚时节？”王维诗是含而不发，此词则点出黯然情怀，在一片惜别环境气氛中，令人黯然伤怀。
下片进一步抒惜别之情。王维诗的后两句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到词中，则成为下片的“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加入歌唱和别易聚难的感叹。其中，“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是全词主调，“听取阳关彻”句暗含“无故人”之意。而以“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为词的收结则情意深长，含不尽之意。
全词仿佛由一组组镜头构成，由远及近，由景及人，音画共融，将静态诗词赋予了动态美感，无一字铺陈二人的情谊究竟有多深，但分别时的浓郁不舍已经道出真相。在状似洒脱的举杯对饮之后，也有离情让人动容，满腔情意尽在酒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