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起句显出一个失宠的宫女凄凉孤独的影子。“春又春”，重复的两个“春”字淡淡点出如水流逝的时光。春来了，春去了，草荣复枯，花谢花开，恍然中不知过了多少年月。春来了，万物复苏，生命蓬勃，可是失宠的女子只能独对凄然。春去复来，青春一去不再。“梦君恩”以下是对过去爱情的怀恋。前事历历，犹在眼前，卧思旧事，仍疑幻疑真。上片结尾两句写梦醒后的无望。由思而梦，由梦而疑，由疑而绝望泪下，她曲折幽微的心里被细致入微，层次分明地刻画出来。
哀情至此，似已无可深入。下片首句使女子长夜独泣的情景中脱离出来。宫门外的笙歌乐舞之声，是当年她也曾承欢侍宴的热闹繁华。霓裳如旧，丝竹依然，而一切已不属于她。她在重重宫门的这边，在君王早已忘却的深院里。君恩一断，咫尺天涯。这种对比是不堪体会的：昔日的承宠与今日的落寞，彼处的歌舞繁华与此地的凄清萧索。见此闻此之下，是一种极致的入骨凄凉。失宠的宫人，在强烈对比中，伤痛无奈之情又深了一层。
芳草接天，春色寂寂，又是一年无望的等待。与上片“春又春”相应，不能不担心她年华永逝。纵能如陈皇后以千金买赋，恩情亦无法换回。独倚长门，满怀的是无可解释的绝望与无奈。天下之大，宫墙之深，竟无一人可以共语，这份凄清，烘托到极致，更让读者看到一个茕茕孑立的女子，她的无助与哀伤。
尾句疏疏八字，凝聚的是深深浓浓的凄绝。白居易《后宫词》中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诗中的宫女只是倚笼坐到明，而此词的女子又历尽了芳草斜阳，年复一年，迎来的仍是“宫殿欲黄昏”。五字平白，却令人眩目醉心，真如有黄昏的一阵风，吹遍荒凉。余韵悠然，低徊不已。
全首词一直在淡淡娓娓地叙下来，说幽宫，说寒夜，说梦醒衣湿，芳草连天，说宫殿黄昏，说万般惆怅；无掩饰，无刻意雕琢，只是坦白率真地洒落真情。一切出于自然却并不平淡无味，真情幽怨才意蕴动人。运密于疏，寓浓于淡是韦庄词的清艳绝伦之处。
李益的边塞诗，主要是抒发将士们久戍思归的怨望情绪，情调偏于感伤，但也有一些慷慨激昂之作，《塞下曲》便是这方面较著名的一首。
诗以前代戍边名将作比，抒发了将士们的豪情壮志。头二句夸赞东汉两个名将马援和班超。“伏波惟愿裹尸还”，这句说的是马援的故事。东汉马援屡立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他曾经说：男儿当战死在边疆，以马革裹尸还葬。“定远何须生入关”，这句说的是班超的故事。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叛乱，封定远侯，居西域三十一年。后因年老，上书皇帝，请求调回，有“但愿生入玉门关”句。
以上两句说：为保家卫国，边塞将士应长期驻守边疆，宁愿战死疆场，无须活着回到玉门关。后二句表示灭敌及长期卫边的决心。
“莫遣只轮归海窟”，“只轮”，一只车轮。《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于肴..晋人与羌戎要之肴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返）者。”“海窟”，本指海中动物聚居的洞穴，这里借指当时敌人所居住的瀚海（沙漠）地方。这句意思是说，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
“仍留一箭定天山”，“一箭定天山”，说的是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旧唐书·薛仁贵传》说：“唐高宗时，薛仁贵领兵在天山迎击九姓突厥十余万军队，发三矢射杀他们派来挑战的少数部队中的三人，其余都下马请降。薛仁贵率兵乘胜前进，凯旋时，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以上两句意思是说：“要全歼敌人，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而且应该留驻边疆，叫敌人不敢再来侵犯。”
这首诗通过东汉马援、班超和唐初薛仁贵三个名将的故事，讴歌了将士们激昂慷慨、视死如归、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当时人民要安边定远的心愿。全诗情调激昂，音节嘹亮，是一首激励人们舍身报国的豪迈诗篇。
词的上片，词人回忆年少时意气风发、征战沙场的光辉岁月。一卷《阴符》说明词人年少熟读兵书，深谙用兵之道；而“二石硬弓，百斤宝刀”则突出他力大无穷，身手不凡。“一”、“二”、“百”三个数词，读起来如泉喷涌，咄咄逼人。开篇三句将词人文武双全、雄才大略，气度非凡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接着以去声“更”字领格，统领四个偶句，对仗工整，节奏明快，激壮之情随之奔涌而出。接下来四句写词人扬鞭策马奔腾，速度犹如风驰电掣。“更玉花骢喷”至“谈笑皆堪折简招”几句写词人年少时文韬武略，广交贤能，与志同道合之士煮酒论天下，豪气干云。“龙跳”二字，极言其书法苍劲有力，有如蛟龙跳跃。“谈笑皆堪折简招”，把他们的从游关系，写得随便、热烈而又亲切。在九个四言偶句之后，突然出现这一平仄协调的七言句，显得音律和谐，语调从容，从而反映出主人公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带有儒将风度的英雄。歇拍三句略一转折，歌颂他怀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从语言上看，又恢复了四言格局，庄重之中饶有豪迈气概。整个上片，从尚文习武、谈笑交游、建功立业等方面，塑造了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实际上正是词人的自我形象。
词的下片，词人先以一语扫过，随即描写现在。“当年目视云霄”一句，表现了词人傲岸不羁的性格。“谁信道、凄凉今折腰”，反用陶渊明作彭泽令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事，暗指此时之不得志。上句回忆当年，下句慨叹当前，给读者以强烈的对比感。后一句的前面冠以“谁信道”三字，更加强了愤懑不平的感情色彩。词人以苍凉深沉的笔调抒写壮志未酬、英雄暮年的悲慨。在这种强烈对比之下，感情的浓烈，已是至极。“怅燕然未勒”四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后汉书·窦宪传》所载窦宪登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二是李白《金陵凤凰台诗》所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此四句由一个“怅”字统领，表达作者请壮志难酬的激愤和悲凉。“老去”，也援用一典。可见其胸中积有多少愤懑情结。结尾三句全从上面的“老”字生发，用的却是形象化的语言。“歌罢犹须着酒浇”突出作者的深重苦闷，唱歌也无法将其排解，还需借酒，但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休休也”是作者不甘而无奈的感叹，他回头看见镜中的自己，已经是白发生、容颜改，凄凉悲苦的感觉油然而生。
词的上片先写武艺，次写驭马，郊游，最后写建功立业，塑造出一个英武豪迈、兼具文韬武略的英雄形象，既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又是词人的自我形象。下片则写老年悲慨，苍凉郁勃。综合来看，词的上下两片对比强烈，过渡自然，语言精炼。词人用豪迈深沉的笔调，将一个已处暮年的爱国英雄渴望建功之志的情感充分而强烈地表达出来，全词豪宕疏放、雄肆激昂。同时，该词用典较多，既扩大了容量，却又并不粘滞板涩，其间融会贯通，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离别是人生总要遭遇的内容，伤离伤别也是人们的普遍情感。江淹的《别赋》择取离别的七种类型摹写离愁别绪，有代表性，并曲折地映射出南北朝时战乱频繁、聚散不定的社会状况。其题材和主旨在六朝抒情小赋中堪称新颖别致。
文章眉目清晰，次序井然。其结构类似议论文，开宗明义，点出题目，列出论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首段总起，泛写人生离别之悲，”黯然销魂“四字为全文抒情定下基调。中间七段分别描摹富贵之别、侠客之别、从军之别、绝国之别、夫妻之别、方外之别、情侣之别，以“别虽一绪，事乃万族”铺陈各种别离的情状，写特定人物同中有异的别离之情。末段则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的打破时空的方法进行概括总结，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别离的共有感情。其结构又似乐曲中的ABA形式，首尾呼应，以突出主旨。
《别赋》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借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以刻画人的心理感受。作者善于对生活进行观察、概括，提炼，择取不同的场所、时序、景物来烘托、刻画人的情感活动，铺张而不厌其详，夸饰而不失其真，酣畅淋漓，信然能引发共鸣，而领悟”悲“之所以为美。作者对各类特殊的离别情境，根据其各自特点，突出描写某一侧面，表现富有特征的离情。作者力求写出不同离怨的不同特征，不仅事不同，而且情不同，境不同，因而读来不雷同，不重复，各有一种滋味，也有不同启迪。
善于抓住特征，善于选择素材，还必须有相应的语言技巧，方可描写出色。《别赋》的文饰骈俪整饬，但却未流入宫体赋之靡丽，亦不同于汉大赋的堆砌，清新流丽，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等名句，如溪流山中，着落预判，千古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