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写清明时节西湖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特别着重描绘日暮回城时喧哗熙攘的情景，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从侧面来写西湖之美。这首词写得人欢景艳，别具一格，不乏动人之处。
这首词是写清明时节西湖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从侧面来写西湖之美，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古时以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这一天历来有到水滨踏青的习俗。《梦梁录》卷二载：“三月三日上已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东京梦华录》也记载：“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这就可以看出是郊外人们游春的盛况。西湖景色迷人，是游人的最佳去处。看绿柳丛中，车如流水马如龙，争相抢道，西湖岸上，游人如织，各色人等都在享受欣赏着大好春光。词人自己也乘着朱轮钿车加入了这欢乐春游的队伍。
词上片描绘的是一幅白天西湖春游图。下片写游人返归的景象。日暮时分，酒醒了的、还在醉着的，前后相将归家。从西湖弯斜的堤岸一直到城头，一路之上，花头攒动。“直到城头总是花”，这里既指从西湖到颍州城下的路边鲜花盛开，又当指一路上游人皆头上簪花而归。唐宋时，人们有采花簪头之俗，无论男女。如杜牧《九日齐安登高》中即写道：“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说道：“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刘克庄《上巳》也有句云：“暮归尚有清狂态，乱插山花满角巾。”可见，“直到城头总是花”，写的是人们春游而归，头上簪花络绎回城的情景。
清明上巳时节，是古人往水边游玩的时侯。以这样一个游览的时节，再加上西湖这样一个游览胜地，真可谓良辰美景，两者铸备，热闹景象自是非同寻常。本词所表现的正是一派盛景，“满目繁华”即为全词的核心。
满目繁华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对游者的描写上，这也是作品表现的重点。
游者一是多，二是欢。游者之多，在词中写道：“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锢车”。这一句写了两种不同的游者，一种是乘车者，一种是徒步者。车多，才会引起人们的争相指点；行者多，也才可能出现“争道”的景状。最后这两句用寥寥数字，展示出了一个毂击肩摩的游览盛况。另外，下片“喧哗”一词，又从音响的角度突出了游者之多，以西湖这样的敝廓之地，竟有人声鼎沸之感，那行人熙来攘往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了。何以见出游者之欢？从上述行人“争道谁家”车的描写中，已传出一片欢快活跃的气氛，接着写游人日暮归返时的“醒醉”二字，更是道尽了游者各各相异的神态。这令人想起明代文学家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一文中对各种赏月人的生动描写：他们有的“浅斟低唱”，有的“喝呼嘈杂，装假醉”，也有的“呼客纵饮”、“纵舟酣睡”。
本词中“醒醉”二字所激起的正是类似这些景象的联想，从游人归返之态中，似可想见他们有的专意游览，饱享春景；有的就景欢饮，一醉方休，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纵情游乐，尽兴而归。总之，游者云集，笑语连天。
满目繁华，还体现在对西湖自身景色特点的描绘上。
这虽然不是作品的表现重点，但却是组成繁华景象不可缺少的部分。清明上巳已是暮春时节，但作品中绝无花衰红消的悲凉之意，却呈现出色彩浓艳的一派盛景。在“绿柳朱轮走钿车”一句中，词人以绿柳和朱轮相对，既写了钿车的豪华，也衬托出柳树的茂盛，色彩鲜明，春意浓郁。词的结句顺承“游人日暮相将去”的语意，写归途所见的景色，路转堤斜，一路是花。这是枝上花还是落于地上的花？词人没有明写，他仅给人留下一个印缘，只觉得满目姹紫嫣红，春花充盈着整个空间。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满地遍野的鲜花汇成一体，气氛是很热烈的。这使我们想起欧阳修在另一首《采桑子》中所写的词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这一个“空”字，正是从对立的角度表明了词人对本词中所显示的盛况无比深切的感受，也说明了词人和春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本词即抓住这两方面内容共同表现了颍州西湖的繁盛。
此词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着“繁华”、“喧哗”的节日气氛，把读者也卷入这气氛之中，领受节日的欢乐。读完这首词，再回头看看第一句：“清明上已西湖好。”就不难看出，作者是借节日的繁华来赞美西湖好的。词中每一句都有丰富的内涵，全词构成一幅生动壮美的游春图。
整首词通过朱轮钿车争道、游人簪花而归的特写镜头，形象描绘了一幅颍州西湖清明上巳时期的风情画。这首《采桑子》写得人欢景艳，别具一格，不乏动人之处。
《生查子》，原是唐代教坊曲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与作者的《惜分飞·富阳僧舍作别语赠妓琼芳》一样，皆是他辞官后，行于富阳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首句写词人在暮春傍晚时分，独自离开富阳县的山城，行至富春江畔。富阳县位于杭州府西南，富春江的下游。词人眺望江面，雾霭茫茫，斜晖脉脉，在这黯然萧索的氛围中，强烈的怅意和思念占据了词人的心。“人不共潮来，香亦临风散”，就是词人所惆怅所思念的事情了。词人深感遗恨的是，钱塘潮水不能将心爱的人带到身边，而那女子为自己祈祝燃香，香烟则随风飘散了。人既不能来，香也闻不到，祈愿是枉然，寄信更不通，这令词人深感痛苦。
词的下片，表面是写景，实际是借景物写人。“花谢小妆残，莺困清歌断”两句写所思之人的花容憔悴、困慵无绪，再也无心抚弦歌唱了，这是词人睹物思人，从而产生的设想；而尾句“行雨梦魂消，飞絮心情乱”则是词人此地此时的实感。深夜春雨淅沥，点滴至明，令人无法安睡，更增添词人羁旅的烦闷；“飞絮”一句，写天明登程，路上独行，风中柳絮，飘来飘去，又勾起词人由于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瞻望前途渺茫，漂泊无定的惆怅心绪。
作者思人之痛苦，念己之悲凉，瞻前则渺渺，顾后亦茫茫，这百感交集、愁肠百结的难言之隐，用一个“乱”字作结，则通篇的睛目即现。心乱如麻，难以梳理；心乱如潮，无法平静，在词人的眼里，大自然的春天、花鸟、山水、风雨、柳絮等等毫无美感，只平添迷离惝恍、凄恻悲凉，恼人烦乱。这首词在写作上的高妙就在于，通篇无一句不愁，而无一句有“愁”字。用景物喻人物，做到物我双会，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力。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并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