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诸侯公子的诗。但这公子究竟是作为商纣“西伯”的文王之子，还是爵封“鲁公”的周公旦之子，抑或是一般的贵族公子，就不得而知了。按朱熹《诗集传》“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趾’兴公之子”的解说看，似指周文王的“子孙”而言；但《毛诗序》则有“《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之说。既为“衰世”，就非必定为文王或周公之子了。
赞美贵族公子，而以“麟”起兴，这在今天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但在古代却是一桩异常庄重和动情的事。所谓“麟”，其实就是糜，鹿之一种而已。不过古代传说中的“麟”，却非同寻常：据汉刘向《说苑》称，“麒麟，麕身牛尾，圜头一角，含信怀义，音中律吕，步中规矩，择土而践，彬彬然动则有容仪”；《春秋感应符》更发挥“一角”之义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荀子》亦云：“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恶杀，麟在郊野。”大抵是一种兆示“天下太平”的仁义之兽。所以后儒赞先王之圣明，则眉飞色舞于“麒麟在圃，鸾凤来仪”；孔子生春秋乱世，则为鲁哀公之“获麟”而泣，以为麟出非时也。
明白了“麟”在古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即可把握此诗所传达的热烈赞美之情了。首章以“麟之趾”引出“振振公子”，正如两幅美好画面的化出和叠印：眼间刚出现那“不践生草、不履生虫”的仁兽麒麟，悠闲地行走在绿野翠林，却又恍然流动，化作了一位仁厚（“振振”）公子，在麒麟的幻影中微笑走来。仁兽麒麟与仁厚公子，由此交相辉映，令人油然升起一股不可按抑的赞叹之情。于是“于嗟麟兮”的赞语，便带着全部热情冲口而出，刹那间振响了短短的诗行。二、三两章各改动二字，其含义并没有多大变化：由“麟”之趾，赞到“之定”、“之角”，是对仁兽麒麟赞美的复沓；至于“公子”、“公姓”、“公族”的变化，则正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所说，“此诗公姓犹言公子，特变文以协韵耳。公族与公姓亦同义”。如此三章回旋往复，眼前是麒麟、公子形象的不断交替闪现，耳际是“于嗟麟兮”赞美之声的不断激扬回荡。视觉意象和听觉效果的交汇，经了叠章的反覆唱叹，所造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兴奋、热烈的画意和诗情。
前文说到这是一首赞美贵族公子的诗，似乎已没有异议。但它究竟歌唱于何种场合，实在又很难判明。方玉润以为此乃“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诗经原始》），大抵为庆贺贵族生子的赞美诗，似乎较近原意。古代的王公贵族，总要自夸其身世尊崇不同凡俗，所以他们的后代，也定是“龙种”、“麟子”。这首诗用于恭贺贵族得子的场合，大约正能满足那些王公大人的虚荣、自尊之心。然而，自从卑贱如陈胜、吴广这样的氓隶之徒，曾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之语揭竿而起以后，凡俗之家便也有了愿得“麟子”的希冀。在这样的背景上反观“麟之趾”，则能与仁兽麒麟媲美，而可热情赞美的，就决非只有“公族”、“公姓”了——既然有不少贵族“龙种”，最终被历史证明只是王冠落地的不肖“跳蚤”；那么凡俗之家，就也能崛起叱咤风云的一代“麟子”。
这是一首山水诗。作为一首较为工整的五律，此诗的内容组合与行文结构颇具特色。首联叙事点题，紧扣“泉”字，起得平和自然。静寂的深山里，一股清泉徐徐流动，给这僻远之所平添一活气；面对此番景象，诗人真想问山泉有无一个让人记得住的名字，可是无从知晓。其既惊喜又遗憾的心情充溢于字里行间。颔联承接上文，从正面立意，描绘山泉的出俗形象。诗人从广阔的立体空间着笔，生动地摹绘出山泉的澄澈与灵动：它流淌在平地之时，恰似一面新亮的镜子将蔚蓝的天宇尽映水底；它飞泻于山下之际，又如潇潇春雨般泼洒半空，煞是壮观。此联取景清晰，摹象精致，对仗谨严，通过大胆的想象，细腻的刻画，把飘逸的山泉的形象描绘得生动可感。颈联从反面角度立意，转写山泉遭遇冷落的境况：尽管山泉清净而鲜活，可是当它流入深涧，水满溢出，分引到小池的时候，山泉原先的那种清澄和，那种灵气，被这窒息的环境遮盖了，仿佛有谁不愿意看到山泉的“映地”“飞空”。这些描写，意在为后文蓄势。尾联关合全诗，由叙而议，点明诗旨：山泉的“恬淡”无人关注，可它仍然年复一年，自洁自清，保持着一尘不染的秉性。
《咏山泉》作为一首别致的山水诗，其独特的艺术技巧可与王维的《山居秋暝》相媲美：全诗形象生动，画面清新鲜丽，诗人既泼墨渲染，又精雕细刻，把清泠丰溢的山间清泉逼真地展示于读者面前。《咏山泉》又是一首有所寄托的咏物诗——作品采用拟人手法，寓情于景，写山泉的“不知名”，说山泉的“无人问”；写山泉的“恬淡”，说山泉的“长自清”这一切，都在暗示人们：山泉即诗人自己，山泉的特点即诗人要追求的个性，其崇尚恬淡自然、飘逸出俗的高洁境界了了可观，耐人回味。总之，咏山泉与明心志的高度和谐统一，使此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殷璠《河岳英灵集》）。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是北宋诗人魏野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抒写羁旅客愁。首联以问句呼起，点明忧愁因独上边城城楼望远，但见满目荒寒引起。颔联渲染原州冷落萧条的景象，言置身于无尽头的孤寂之感。颈联由听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衬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尾联总束全篇，写出友人为异乡贫官而自身为客，离恨均难收拾的情状。全诗写景高远开阔，情调苍凉凄楚。
首联以设问形式开篇，先是自问身处异乡何处最易牵发个人愁绪，接着自答孤身一人独自登上边远城楼，这就足“答案”。身处异乡，就已令人孤寂忧愁的了，更何况是客子伶仃一人独自登上偏远边城城上之楼呢。站在边城高处，就能极目远眺，边地景色一览无余。就是这带有边地特征的景色，最能牵动客子心中之愁，此意虽然诗人没有明说，但却蕴情于景。借助逼真的画面予以展现。这就既为下文抒写展开了宏伟的画卷，又设定了“愁”这一主体旋律，颇有柳宗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式的开头风格。
颔联开始抒写塞外风光。“日暮北来惟有雁”，秋季黄昏，抬眼望去，眼前看到的唯有振翅而飞的北归雁群，尽管是“平沙万里绝人烟”，但却仍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北来的雁群仿佛毫无留意，头也不同地向着南方的中原飞去了。渐渐地“几行归雁云边断”，心中不难涌起“何处行人不断肠”的愁怨。诗人的家同本在中原，但却不得不滞留两北边陲一望着那越飞越远的雁儿，令作者伤感。“地寒西去更无州”，虽说现在还是秋天，然而边地冬季来临甚早，早已天寒地冻，衰草连天了。从此再往西去，已经没有朝廷的州郡了。想到自己就像那身不由己无依无靠的蓬草，被寒风一吹，就流落到了这边远荒凉的原州边城了，作者不由得悲从中来。
颈联紧承上文进行情景描述。“数声塞角高还咽”，处在凄凉哀愁情绪中的诗人偏偏又听到了几声时而高昂时而呜咽的军中号角，就不禁在凄凉悲切的羁旅心境中又平添了几多哀愁：“一派泾河冻不流”，诗人此刻站在原卅城上，放眼望去，只见泾河之水早已被冻住不流了，更使人觉得“塞上风云接地阴”，让这种顿起“愁云惨淡万里凝”哀思。面对这样的穷荒野漠，碎丘幽壑，耳闻声声号角，呼呼北风，一介书生剩下的只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和“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无穷无尽的感慨了。
尾联“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这两句是说：你在异乡作小官，我在异乡作异客，其中的客愁，是你我两人都难以收拾的。尾联以贫官、异客之离恨作结，呼应了开头的“牵愁”，点明了主旨。
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抒情，则感情悲怆；写景，则景象萧瑟。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这首边塞羁旅行役律诗景象萧瑟，感情悲怆，和盛唐的边塞诗有霄壤之别。时代之不同是造成差异的一个原因，身份之不同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作者是个消极遁世的隐士，而高适和岑参他们则是积极进取的用世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