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撷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追叙自己早年的宏图大志和气壮如山的爱国热情。既有对世时艰难的慨叹，又有对自己当年抗金复国的壮心豪气的袒露。作者青年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愿。孝宗即位后，陆游曾向他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和革新政治的建议，使得朝廷主战气氛甚浓。隆兴二年春，陆游积极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符离之役失利，朝中主和势力日炽，张浚被罢免，陆游也受牵连而免了官职。乾道八年，陆游抵达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是他一生中身临前线最宝贵的时光，他身穿戎装，斗志昂扬地驰骋在西北国防前线。他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他的“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的战略思想，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但南宋朝廷无法容忍他策划北伐的活动。最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也被撤散，陆游殷切收复中原的主张成为泡影，他的内心非常失望和苦闷但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减。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二句，写作者在镇江前线时，雪夜遥望瓜洲渡口宋军高大战舰；在南郑前线上，乘秋风，跨铁马，奔驰在大散关道上。这是陆游亲历的两次难以忘怀的抵抗金兵战斗。“瓜洲渡”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的瓜洲镇，此事指宋孝宗隆兴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劝说支持张浚用兵，准备北伐事。“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边界，此事指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做王炎幕僚，曾筹划恢复中原大计，领军队强渡渭水，策马直驱大散关前线与金人作战。作者采用列锦手法，两句用六个名词简洁却巧妙地写出了战斗的情形和作者想抗金杀敌的心情。宋朝的军队曾经在东南瓜洲渡和西北的大散关打败过金兵，一处是在冬天， 一处在秋天! 一次是兵船作战，一次是马队交锋。作者在追述早年的快意征战生活，流露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全诗除了巧用典故，还巧作对比，一处是理想与现实作对比，本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抵抗金兵，但现实却是自己被排挤不能继续抗战，恢复中原愿望无法实现；二处是自己早年形象与晚年形象作对比，早年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而到了晚年却“镜中衰鬓已先斑”，表明自己想杀敌报国却屡次遭受排挤打击的悲愤；三处是用三国诸葛亮慷慨北伐同当今南宋朝廷妥协不抵抗作对比，以古鉴今，褒贬分明。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陆游。这些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