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深刻地揭露了豪商富贾唯利是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和官商勾结的情形，表达了诗人对“高资比封君”的商贾的鄙夷，对“辛苦事寒耕”的农夫的同情。这首诗共有二十二句，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两句是第一段。这段总写了商人的唯利是图。诗人只用十个字，既指出了商人的游无定所，又点明了商人游为利并，非常深刻地揭露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
第二段共有八句，具体地描述了豪商富贾牟取暴利的种种手段。
《贾客词》中所披露的奸商牟利的手段有三：其一是“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这可以概括为“以次充好”。其二是“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这可以概括为“短斤少两”。其三是“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这可以概括为“倒手转卖”。奸商就是用各种手段牟取暴利，使他们的财富与日俱增的。然而商贾是贪婪无厌的。
“微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他们乞求神明保佑发大财，念念不忘的唯有一个“利”字而已。这段纯用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修饰，没有半点儿夸张，使人感到非常真实，非常自然。这八句诗中，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对奸商的鞭挞的。诗人只是不厌其详地描写了商人牟利的手段。然而读者所感觉的却是诗人把奸商牟利的手段描写得越详细，对奸商的揭露就越深刻。诗人是用奸商自己的行动把奸商鞭挞得体无完肤的。这八句诗，虽然没有一个字眼可以算作是表达诗人的感情的，但是字里行闻无处不充满着诗人对奸商的无比憎恨。
第三段共有十句，详细地描绘了豪商大贾富逾王侯，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官商勾结，豪商肆行无阻的情景，揭露了官商勾结造成的危害。
“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以商贾妻女装束的华丽，烘托了商贾的富豪。“高资比封君，奇货通幸卿”，一石二鸟，既讲明了豪商富贾家居“奇货”，资财无比，如何豪富，又揭出了他们致富的诀窍是以“奇货”通融“幸卿”。因为官府庇护豪商，所以豪商多有不法。奸商在官府的庇护下，象老鹰一样贪婪，使出一切手段抓钱，钱串子如条条盘龙，数也数不清。他们的巨大货船，航行在水路要道。他们的店铺高过高楼大厦。他们不论是行是止，时时都有歌舞音乐伴随，各地关卡，都不征收他们的税务。商之所以巴结官，是为了借助于官的“势”；官之所以庇护商，是为了捞点儿商的“财”。这对官商勾结的揭露非常深刻。
第四段是最后两句，紧接前段，在大肆铺陈豪商富贾如何奢华之后，提出了“农夫何为者”的发问，把“辛苦事寒耕”的“农夫”和“行止皆有乐”的“贾客”加以比较，卒章显志，表达了诗人对商贾的鄙夷和对农夫的同情，使诗的主题得到升华。农夫和贾客的比照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有此一笔，这首诗便不同凡响，无此一笔，这首诗则了无新意。
这首诗所反映的“四方之贾，以财相雄”、“贾雄则农伤”的情况是真实的。这首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篇，对豪商富贾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对茹苦含辛的农夫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上片，以拟人的手法，写梅与人传情，赞美了梅一样高洁的人格。“峤南江浅红梅小，小梅红浅江南峤。”开头两句用回环句式特写了细弱的“小梅”开在很不显眼的“江南”黄州这块土地上，苏轼借以自喻贬谪的孤芳生活。“窥我向疏篱，篱疏向我窥”，突出了细弱的梅花与贬谪的苏轼同是苦命根，如坐篱牢，只能通过篱缝传话慰藉，借以显露出梅的孤傲品格，人的独立性格。上片，既描写了景物梅的形象，又体现出景物梅的形象中的苏轼的情感体验，引起读者的共鸣。
下片，从时空变化的角度，苏轼叮嘱赵晦之要把握住有限的时光，珍重自己，爱惜余年。“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反复进言，以“老人”点明双方生存的时间，以“行人”点明双方生存的空间。时空交错，造成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苍凉感。“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苏轼仍以梅的品格自喻，点明了该词“红梅赠别”的主旨：虽是暮春的残枝梅，仍傲立于自然间，但应珍惜。说不定来年一到，“春风吹又生”，新枝发新芽了，暗示着苏轼傲然不屈，期望重返朝廷的美愿。
与其他咏梅词一样，该词仍然是以梅格喻人品的。残梅的枯凉景象与词中“行人”的孤独身影融合无间。这是以景物渲染出“惜别离”的环境与气氛，寄寓着岭南的残梅和黄州的残梅，终有一天，会焕发出新枝而青春永驻的情意来。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