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行旅诗。
“西风落日草班班,云薄秋空鸟独还。”描绘出一幅太行山中暮色苍茫的秋景图。“西风”两字,既点明此时太行的季节,又突出作者身临太行山的感受。劲扫落叶的秋风拂面吹来,最易使人想起天地的肃杀而惆怅思归。诗人登临眺望,只见夕阳西坠,或枯黄或残绿的杂草在落晖中阴暗参差,显得色彩错杂斑驳。平视惟有满山遍野的衰草,夹着残光惨淡的落日,一片萧索;仰望天空,暮云逐渐密布了高远的秋空,笼罩了连绵的群山,朦朦胧胧、寂寂寥寥,只有一只回山归巢的鸟儿在孤飞,够凄清的。萧索凄清构成了诗人即景抒情的环境氛围。在这里,归鸟的描写颇有画龙点晴的妙用,鸟的飞动点活了天高云淡的静态画面,使整幅画面有了生气,更是寄托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与前面令人思归的气氛正相呼应。这两句寓情于景,为后两句的抒情作了铺垫。
“两鬓霜华千里客”,是作者自述生平。诗人自二十五岁入宦途起,先后出使湖广,招抚川贵,巡按江西,三十三岁时巡抚河南、山西至半百之年,如今自己已经鬓发花白;长年累月地远旅他乡、奔波道路,写此诗时在山西巡抚任上,与家乡钱塘遥隔千里,故自己是千里为客。这一句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的自身形象。客居他乡岁月之久,距离之远,心中愁绪不断。然而,“忧国忘家。计安宗社”的政治家于谦最后一句陡然振起“马蹄又上太行山”。诗人立马太行,雄视千里的英雄形象,感受到了他两鬃霜华却壮心不已,辗转千里却生命不衰的烈士情怀。
此诗以简淡的笔触,勾勒出西风落日的深秋,诗人孤身跋涉太行途中的心情。触景兴怀,孤鸟知还,顾盼自身,感从中来,不直写思想感情,也不刻意求工,而粗笔勾画,力求意态自然。它在写法上也颇具一格,看似景与情分写,其实一体连贯,承转自然,形成先抑后扬的感情波澜,读来别有一番顿挫之致。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此词风格豪放、气象雄浑,更复庄而不板、谐而不谑,其历史跨度,纵贯古今,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予以概括描绘并深刻评弹,写得博大宏阔,却又似在诙谐谈笑间,隐寓着智者的卓识、仁者的义愤、勇者的信念。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毛主席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97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毛主席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毛主席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到底有几人风流人物?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这首诗的前两联暗喻旧绕府主令狐楚对诗人的赏识和栽培,缅怀追思和感激之情;后两联暗喻遭到府主之子令狐绹的冷遇和排斥。这首诗是诗人借重阳节把酒之兴,怀念恩师令狐楚,同时也表露出对恩师之子令狐绹的不满,写得含蓄空灵,耐人寻味。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为追忆之辞又兼切重阳,诗人忆及曾与令狐楚共把酒之时,霜天白菊绕阶墀而在,对自己的赏识栽培宛然如在。白菊是令狐楚的最爱,亦是令节之景物,诗人触景思人,字句里怀楚之情,溢于言表。“霜天白菊”,自况最为精切。
“十年泉下无人问,九绕樽前有所思。”怀念令狐楚而又兼为诗人今绕之遭际感伤不已。友人十年泉下消息全无,今绕重阳诗人独自把酒,恍如隔世,思绪繁冗而悠长。“有所思”既缅怀追感令狐楚之厚遇栽培,亦怨恨令狐绹之冷遇排斥、不念旧情。今昔相形,父子对比,不能不益增感慨,统于沉思默想之“有所思”一语中,语淡情深,含蓄有味。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埋怨令狐绹对自己的冷遇和排斥。上句借汉张骞事喻令狐楚能吸引人才,而“不学”二字,又伤心的是令狐绹不肖乃父,不能继承父风。既然如此,下句则承上言,只能以“楚客”自喻,行吟泽畔“咏江蓠”以终朝夕了。这两句双关之意显然,用典下字巧妙。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寓悲凉于蕴藉,感叹令狐绹今官贵,门施行马,而己被拒于门外,再也受不到昔绕的礼遇。这两句字里行间透出诗人内心沉重的忧郁,但内心仍希望令狐绹能回心转意,重视自己,接纳自己。
诗由重阳把酒赏菊展开联想,深情追怀令狐楚对自己的赏爱栽培,怨恨令狐绹对自己的冷遇排斥,今昔对照,感念怨愤交并。“十年”一联,将缅怀追思之情,长期牢落之感,今昔迥异之慨与“九绕樽前”之现境融为一体,空灵含蕴,语浅情深。“有所思”三字束上起下,感念怨愤,耐人寻味,前后幅之过渡也很自然。后幅感情由深情缅怀转为怨怼不满,写法亦由微婉转为发露。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