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