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卢僎这一首有名的五排,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描写主人十月咏梅的艺术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纤、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纤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