蜉蝣是一种渺小的昆虫，生长于水泽地带。幼虫期稍长，个别种类有活到二三年的。但化为成虫，即不饮不食，在空中飞舞交配，完成其物种的延续后便结束生命，一般都是朝生暮死。蜉蝣又是漂亮的小虫。它身体软弱，有一对相对其身体而言显得很大、完全是透明的翅膀，还有两条长长的尾须，飘舞在空中时，那姿态是纤巧而动人的。而且，蜉蝣喜欢在日落时分成群飞舞，繁殖盛时，死后坠落地面，能积成一厚层。因而，这小东西的死，会引人瞩目，乃至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二千多年前，敏感的诗人借这朝生暮死的小虫写出了脆弱的人生在消亡前的短暂美丽和对于终须面临的消亡的困惑。
说起来，是“人生百年”——或者往少说，通常也有几十年。但相比于人对生命的贪恋程度，这远远是不够的。而且，人作为自觉的生物，在其生存过程中就意识到死的阴影，于是人生短暂之感愈益强烈。当然，活着是美好的，而且人与其他一切生物不同，他们懂得以人的方式来装饰自己，懂得追求美的姿态。然而放在死亡的阴影下来看，短暂生命的装饰与姿态，实也是最大的无奈与最大的哀伤。于是，蜉蝣的朝生暮死的生命过程，它的弱小、美丽，以及它对自己鲜明的羽翼、鲜洁的容貌的炫耀，被诗人提取出来描画成人的上述生存状态的象征。
此诗开篇即以“蜉蝣之羽”为比，这个小生命的翅膀，像一件华美的衣裳那样艳丽多彩。但这种美丽来之不易，且只有一天的美丽，宛如昙花一现。诗人见此情景生发感慨。一种珍惜生命、把握现在的紧迫感油然而生。第二章意思大致相同。第三章，描述蜉蝣的初生，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麻衣如雪，那薄如麻丝的翅羽好像初雪一样洁白柔嫩。但它很快就飞翔起来，尽情挥舞生命的光采。相比之下，人当然要学习蜉蝣精神，生之光华，死之绚烂。
这诗的内容简单，结构更是单纯，却有很强的表现力。变化不多的诗句经过三个层次的反复以后给人的感染是浓重的：蜉蝣翅膀的小小美丽经这样处理，便有了一种不真实的艳光，那小虫的一生竟带上了铺张的华丽；但因这种描写之间相隔着对人生忧伤的深深感喟，所以对美的赞叹描画始终伴随着对消亡的无奈，那种昙花一现、浮生如梦的感觉就分外强烈。
这诗的情调自然是有点消沉的。但人一旦追问自己：“你是谁？你往哪里去？”深入骨髓的忧伤根本上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宗教的古代中国，由于不能对生死的问题给出令人心安的解答，人心格外容易被忧伤笼罩。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死的忧伤、困惑、追问，归根结蒂是表现着对生的眷恋，这也是人心中最自然的要求。阮籍《咏怀诗》之七十一，写木槿花、蟋蟀、蟪蛄、蜉蝣这一系列短寿的生物在世间各自发出声音和光色，感叹说：“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但这也就是世界的基本面目。
这首诗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这首诗语言浅近，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字里行间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的首二句纪行，叙述他自镇江逃脱，绕道北行，在海上漂流数日后，又回到长江口的艰险经历。首句的“北海游”。指绕道长江口以北的海域。次句“回从扬子大江头”，指从长江口南归，引起三、四两句。
末二句抒情，以“磁针石”比喻忠于宋朝的一片丹心，表明自己一定要战胜重重困难，回到南方，再兴义师，重整山河的决心。“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表现了他不辞千难万险，赶到南方去保卫南宋政权的决心。忠肝义胆，昭若日月。
诗人运用比兴手法，触景生情，抒写了自己心向南宋，不到南方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祖国的坚贞和热爱。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