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偶有所咏,大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在中国词史中,这是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他当时所作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诗中也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写溪风习习,顿忘身处天涯,与此词同旨。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
《减字木兰花》上、下片句式全同。此词上、下片首句,都从立春的习俗发端。古时立春日,“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后汉书·礼仪志上》)。
上、下片首句交代立春日习俗后,第二句都是写“春风”:一则曰“无限春风来海上”。作者《儋耳》诗也说:“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风从海上来,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而且境界壮阔,令人胸襟为之一舒。二则曰“一阵春风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春酒醉人,兴致勃发,情趣浓郁。两处写“春风”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以后都出以景语:上片写桃花,下片写杨花,红白相衬,分外妖娆。写桃花句,大意是乞得春神之力,把桃花染成粉红。这里把春神人格化,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写杨花句,却是全词点睛之笔。海南地暖,其时已见杨花。
作者次年人日有诗云“新巢语燕还窥砚”,方回《瀛奎律髓》评此诗云:“海南人日,燕已来巢,亦异事。”原来在中原,燕到春分前后始至,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杨花、新燕并早春可见。而早春时节,中原时或降雪。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那么,海南即是跟中原一般景色。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了。——这是全词的主旨所在。
如前所述,此词内容一是礼赞海南之春,在中国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二是表达作者旷达之怀,对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是苏轼此词高出常人的地方。以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的两首词来对读,朱的《诉衷情》也写立春:“青旗彩胜又迎春,暖律应祥云。金盘内家生菜,宫院遍承恩。时节好,管弦新,度升平。惠风迟日,柳眼梅心,任醉芳尊。”这里也有“青旗”、“彩胜”、“惠风”、“柳眼”、“醉尊”,但一派宫廷的富贵“升平”气象,了解南北宋之交政局的读者自然会对此词产生遗憾和失望。比之苏词真切的自然风光,逊色得多了。朱敦儒另一首《沙塞子》说:“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这是写南越的重阳节。但所见者为“蛮树”、“瘴云”,由景引情者为“山引泪,酒添愁”,突出的是“不见凤楼龙阙”的流落异乡之悲。朱敦儒此词作于南渡以后,思乡之愁含有家国之痛,其思想和艺术都有可取之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颜持约词不减唐人语”条也称赞此词“不减唐人语”。但此类内容的词作在当时词人中不难发现,与苏词相比,又迥异其趣。二词相较,对异地风物有排斥和认同的差别,从而更可见出苏词的独特个性。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同字。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类字”。(如果接连使用称“叠字”,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云:“《玉台新咏》载梁元帝《春日》诗用二十三‘春’字,鲍泉奉和用三十‘新’字······余谓此体实起于渊明《止酒》诗,当名之曰‘止酒诗体’。”本来,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是,有的作者偏偏利用“同字”来获得别一种艺术效果:音调增加美听,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而其间用法颇多变化,仍有高下之别。陶渊明的《止酒》诗,每句用“止”字,共二十个,可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毕竟是游戏之作。梁元帝《春日》诗说:“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谁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共十八句竟用二十三个“春”字,再加上“日日”、“处处”、“不见”等重用两次,字法稠叠,颇嫌堆垛。再如五代时欧阳炯《清平乐》:“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这首词也写立春,为突出伤春之情,一连用了十个“春”字,句句用“春”,有两句用了两个“春”字,也稍有平板堆砌之感。苏轼此词却不然。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其中两个是“春风”),但不平均配置,有的一句两个,有的一句一个,有三句不用,显得错落有致;而不用“春”字之句,如“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分别用了两个“红”字,两个“花”字。其实,苏轼在写作此词时,并非有意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他只是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因而自然真切,朴实感人,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后世词人中也不乏擅长此法的,南宋周紫芝的《蝶恋花》下片:“春去可堪人也去,枝上残红,不忍抬头觑。假使留春春肯住,唤谁相伴春同处。”前后用四个“春”字,强调“春去人也去”的孤寂。蔡伸的《踏莎行》下片“百计留君,留君不住,留君不住君须去。望君频向梦中来,免教肠断巫山雨”,共用五个“君”字,突出留君之难。这都是佳例。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奴隶们心底隐藏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因为作者是从奴隶的身世遭际出发,抒发对于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作用,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自衣裳。颠之自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自裳衣。颠之自之,自公令之。” 诗人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具体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巧妙地抓住一瞬间出现的难堪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酣睡之际,突然响起了公家监工的吆喝声,催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打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黑暗中东抓西摸,手忙脚乱,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时间,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催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以致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上下衣裳颠自穿了。按理说,上下衣裳的区别是很大的,能够穿颠自了,不光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乏的身子包括疲乏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幽默好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曲折地反映出了酷吏的凶狠以及役夫的凄惨。“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便运用得真实巧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催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自”二字,还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自”。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自,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寄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最后一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说明:报时辰不是提前就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不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责任。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差。司时官吏失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以致群臣见国君的时间混乱,官员手忙脚乱,心中忐忑不安,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典型的细节描绘,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监工走狗的凶恶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绘都切合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栩栩如生,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运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尽情抒发抑郁情感,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一致的枯燥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未明颠自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语言,以此为诗质朴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齐风·东方未明》在结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其一,《东方未明》为乐歌,在结构上回环复沓。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些句子只换了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回复重叠,规律中有变化,严格中有自由,既是歌唱时的和声,也是表述意思的层层递进和对内涵的强化作用。(《随园诗话》)但就作诗而言,重词叠句与反复咏唱是为着尽情抒发情感的需要,这在《诗经》其他诗作中和后世民歌中也经常运用。这样有利于突出事物特征,渲染环境气氛,增强音乐效果,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便于记忆与传诵。其二,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绘来反映生活。例如“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 其三,语言通俗易懂,读之琅琅上口。例如“东方”、“未明”、“颠自”、“自颠”、“狂夫”、“不能”等词汇,都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用在诗中,质朴自然,恰如其分。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然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
此诗描写宫廷早朝的景象,表现君王勤于政事。诗共三章,第一章写夜半之时不安于寝,急于视朝,看到外边已有亮光,知已燃起庭燎;又听到鸾声叮当,知诸侯已有入朝者。说明宣王中兴,政治稳定,百官、内侍皆不敢怠于事,诸侯公卿也谨于君臣大礼,严肃畏敬,及早入朝以待朝会;而宣王勤于政事、体贴臣下、重视朝仪的心情,也无形中见于言外。
第二章时间稍后,但黑夜尚未尽,庭燎之光一片通明,銮铃之声不断,诸侯正陆续来到。朱熹说:“哕哕,近而闻其徐行声有节也。”(《诗集传》)
第三章写晨曦已见,天渐向明,庭燎已不显其明亮。按《说文》:“煇,光也。”段玉裁注:“析言之,则煇、光有别:朝旦为煇,日中为光。”又《礼记·玉藻》:“揖私朝,煇如也;登车则有光。”说清早由家别大夫之时天尚不太亮,至登车时已大亮。则“有煇”指不太亮的光。这一则可与《庄子·逍遥游》中所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相证,二则可知火炬即将燃尽,故光不如前之明亮。此时来朝诸侯和天子俱抬头看旂。郑玄笺云:“上二章闻鸾声尔。今夜向明,我见其旂,是朝之时也。朝礼别色始入。”观旂而识别其封爵官位。
昧爽视朝,本为定例,但昏庸之君往往有名无实。宣王勤于朝政,纲纪严肃,上下振作,造成中兴气象,由此诗即可看出。诗中虽未用比兴,也无多形容,但其白描的手法既捕捉到最具特点的情景,也细微地反映出诗人的心理活动和当时心情,实近于天籁。
此诗为唐代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及杜甫、王维、岑参的和诗所效法。但贾至等人之作主要渲染宫廷的庄严华丽,朝仪的肃穆壮观,君王的尊严神圣及大臣的雍容闲雅,稍嫌铺张堆砌。此诗则着重表现了君王急于早朝的心情和对朝仪、诸侯的关切。“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写人写景结合在一起,颇能传神。两类诗都作于乱后新君刚刚即位之时,但就表现而言,《小雅·庭燎》较之唐诗更为真挚而简练,让人读后深觉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是一首送别词。
此词的上片便写情感,写送别。开头三句,“人生无奈别离何”,此是自然之事,亦是情深语,所以无奈者,是人世间终将有别离也,不能不为别离,别离而又无能为,是虽无,亦真不可不为无奈也。即人生中离别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亲情真挚,使在千里之外,也觉得很近。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种旷达。“无情对面是山河”一句写出作者深沉的感慨,因为建康是当时的抗金前线,词人也多次登建康赏心亭向北眺望中原山河,这次范廓之又要去建康游览,于是引起家国之恨。“但使”二语隽永之甚,“无情”两字,正是词人壮志未酬的忧怨。此处三句语意尤为拓展,既情深意厚,又胸次开阔。对面无情,咫尺天涯,固是路人姿态,若其衷不同,所谋所想为异,理想志意不相侔,根于现实世界之利益关系,则岂仅无情对面是山河而已,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其目的,世人岂吝为之者邪。
下片作见惯世面语,“而今”一句,仍可见作者之英雄豪气。由于投降派屈辱求和的政策,石头城下的江水也没有了那种怒涛。自己被排挤、受打击,已经闲居山林,假使不与鸥鸟为伴,也和披着蓑衣的渔父差不多。闲适旷达的背后,是志不得伸的愤懑、牢骚。寄语建康故人,而今归退田园,当无宦海风波之虞。
此词写送行而不流于感伤。明快爽朗,开人心胸。一起点明离宴,似悲实旷。上下两片,浑然相融,以此短篇而写寻常事,而能见出作者之性情、思想,而有特出之“神味”。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