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幄鸳鸯柱。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三句点明海棠花及所处的环境。“绣幄”,彩绣的大帐,富贵人家用来护花。“鸳鸯柱”指成双成对的立柱,用来支撑大帐。花为连理,柱亦成双。“红情密”言海棠花花团锦簇,十分繁茂。以“情密”写花,拟人称物。“腻云”常用来描摹女子云鬓,这里以云鬓衬香腮来比喻翠叶护红花。“秦树”指连理海棠。《阅耕录》中记载秦中有双株海棠,高数十丈。此三句虽写花,但处处照应人事,柱为“鸳鸯”,花为“红情”、“腻云”,花色之中如谋人面。“秦树”景谢此事发生于长安一带,于是李杨故事刚一开篇就隐约可见了。“芳根兼倚,花梢钿合,锦屏人妒”,三句正面描写连理海棠。
下面两根相倚,上面花梢交合,“锦屏人”指幽居深闺女子。海棠上下都连在一起,亲密无间,使得闺中绣女羡妒不已。“东风睡足交枝,正梦枕瑶钗燕股”,二句描写海棠花的妖态,她在交合的枝头沉沉睡去,而这交枝在她的梦中变成了燕股玉钗。苏轼咏海棠有句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词中这三句正是化用东坡诗意,写人们连夜秉烛赏花的情景。“滟蜡”形容蜡泪多。“满照”的“满”字形容烛光明亮,“欢丛”指海棠交合的枝叶。“嫠蟾”的“嫠”则突显出嫦娥的孤单冷落,因自哀自怜而羞见连枝海棠。词的上片重在描摹连枝海棠的形态,同时句句关联美人神态。作者体物工细,运笔浑化,成功地做到了人情物态的水乳交融。
过片宕开一笔,从咏花转而叙人事。“人间万感幽单,华清惯浴,春盎风露”。作者感叹世间千万不成连理的夫妇,他们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此句与“嫠蟾”句相呼应。“华清”二句描写贵妃占尽风情雨露。“连鬟并暖,同心共结,向承恩处”。古代女子出嫁后,将双鬟合为一髻,示有所归属,夫妻恩爱,还要绾结罗带以表同心。杨妃承恩得宠,与明皇形影相随。“连”、“同”又扣合题面“连理”,并照应上片的“兼倚”、“钿合”二句,写人亦不离咏花。“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李杨情事建筑在“人间万感幽单”的基础上,自然好景不长。后来他们仓惶西逃,杨妃终于死在马嵬事变中。词写到李杨最欢乐处,笔锋突然转到香消玉殒的悲剧,援用《长恨歌》诗意,内容更深厚,联想更丰富。《长恨歌》中写长恨处很多,而词只把“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涵括到词中,仅仅七个字:“暗殿锁、秋灯夜雨”,却写出了玄宗回京后作太上皇,受到肃宗软禁;杨妃已殒命它乡,孤独寂寞的情景。“锁”字形容高大深邃的宫殿为夜气笼罩,兼有被软禁之意,夜雨灯昏,更为凄凉。和上片的“障滟蜡,满照欢丛”形成鲜明对照。“叙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暮”三句花人合写。“旧期”就是七月七日,“春盟”就是生生世世为夫妇的盟誓。“红朝翠暮”就是朝朝暮暮、永不分离。意思是希望赏花之人能连理海棠一样,永远相随。
词人在描写连理海棠时,抓住特征进行铺陈,且情景交融,含蓄感人。连理海棠是双本相连的海棠。唐玄宗李隆基宠爱杨贵妃,把杨贵妃比作海棠。玄宗和杨妃又有世世代代为夫妇的誓言。这篇吟咏连理海棠的词就以李杨情事为线索展开。
这首词描写连枝海棠时,扣住描写对象的特征,写得细密贴切。如“芳根兼倚,花梢钿合”、“交枝”、“瑶钗燕股”,或描摹,或比喻,从正面扣合“连枝”特点。“锦屏人妒”、“嫠蟾冷落”,又是以对比反衬的手法来写“连枝”。两相对照,形象更显丰满。另外,这首词咏物而不拘泥于物,物态人情,难分彼此,花中有人,人不离花。如结尾几句,若确指李杨,则盟誓在七月七,不在春日;若坐实指海棠,花不能言,难以践约。但若细细品味,又是句句咏花,句句写人。
这首词写得精致含蓄,意境深远。结构十分严谨,词之上下片、起句结尾互相呼应拍合,极为精当有秩。此篇用丽字极多,如绣、鸳鸯、红、芳、花、钿等等,运用这些丽字时词人注意到这些丽字和表现题材的切合,不使其游离于内容之外,它们都是扣紧连理海棠和李杨事的主题,是为表现其内涵服务的。并且词人善于用动词调动这些丽字,使词能达到声情并茂的感人效果。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这首小诗题为“晚泊犊头”,首二句在春天沉沉的暗绿的背景上,突出描绘了耀眼而幽独的花树,富有象征意义,后二句在泊舟古祠,在满川风雨中独看涨潮的即景描写中,寄寓了诗人对官场风雨不定、阴晴难测的状况,镇定自若、处之夷然的心态,而在平和心境的暗示中,又显露了内心深处的愤激不平。全诗色彩明暗、景物动静对照强烈,抒情气氛极其浓郁,感情借景物言之,尤觉含蕴悠远。
诗人叙述中所见的景象说:春云布满天空,灰蒙蒙地笼罩着淮河两岸的原野,原野上草色青青,与空中阴云上下相映。这样阴暗的天气、单调的景色,是会叫远行的旅人感到乏味。幸而,岸边不时有一树野花闪现出来,红的,黄的,白的,在眼前豁然一亮,那鲜明的影像便印在你的心田。
阴云,青草,照眼的野花,自然都是白天的景色,但说是船行所见,何以见得呢?这就是“时有幽花一树明”那个“时”字的作用了。时有,就是时时有,不时地有。野花不是飞鸟,不是走兽,怎么能够一会儿一树,一会儿又一树,不时地来到眼前供人欣赏呢?这不就是所谓“移步换形”的现象,表明诗人在乘船看花吗?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这两句则是说天阴得沉,黑得快,又起了风,眼看就会下雨,要赶到前方的码头是不可能的了,诗人决定将船靠岸,在一座古庙下抛锚过夜。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夜风大雨也大,呼呼的风挟着潇潇的雨,飘洒在河面上,有声有势;河里的水眼见在船底迅猛上上涨,上游的春潮正龙吟虎啸,奔涌而来。诗人呢?诗人早已系舟登岸,稳坐在古庙之中了。这样安安闲闲,静观外面风雨春潮的水上夜景,岂不是很快意的吗?
欣赏这首绝句,需要注意抒情主人公和景物之间动静关系的变化。日间船行水上,人在动态之中,岸边的野草幽花是静止的;夜里船泊牧犊头,人是静止的了,风雨潮水却是动荡不息的。这种动中观静,静中观动的艺术构思,使诗人与外界景物始终保持相当的距离,从而显示了一种悠闲、从容、超然物外的心境和风度。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