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诗人骑着马在东流的驿道上行进。只见四周山高林密，绿色屏障连绵起伏，初升的太阳被遮得严严实实。直到早饭时分，依然雾气迷蒙。诗人策马走过两所邮舍（宋代的邮舍彼此相隔十至二十里）之后，路边的人家才相继打开竹编的门。渐渐地，一切都苏醒了，活闹了。路边的冬青树散发出缕缕清香，惹得野蜂成群而来，上下飞舞；园里的春荞麦有的已经结实，馋嘴的山雀不时前来啄食。置身子这个宁谧幽静而又生机勃发的环境里，倍感身心酣畅，真是难得的享受。诗人转而想到明天就要乘船离去，大江滚滚，天风吹衣，自是气势非凡，然而，“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离开自己的家乡兴国愈来愈远，离开自己熟悉依恋的山区景物愈来愈远，那孤凄惆怅的情怀便会与日俱增。诗的末联语极豪放，但结句“万里天风吹客衣”，着“客”字，顿呈回环跌宕之势，隐隐透露出游子的哀伤，与前六句意脉相连，浑然一体。
朴素、真切是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开头从山区的常态落笔，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读来倍感亲切，有如身临其境。原因之一是：它真实地展示了山区早晨（严格地说是上午大部分时间）所特有的环境气氛，不加修饰而境界顿出。原因之二是：诗人善于用虚字勾连烘托，使之前后关照，而又承转自然，不着痕迹。如次旬的“且”字除强调雾露稠密，久不消散这一山区特有的景象外，还和第三句的“已”、第四句的“渐”相互映照，起了浓化情境、突出题旨的作用。
作者王质常以苏轼自况，他的诗放旷不羁，也确乎有点苏轼的气派。以这首为例，脚韵全然合律（除首句押“支”韵，余皆押“微”韵。宋人诗首句常邻韵通押，故不可视为出韵），中间两联对仗也很考究，当是律诗无疑。但平仄的安排不合律处甚多，如首句第二字“高”，四句第二字“家”，当用仄声处却用了平声，纯是拗体，读来自有一种挺拔瘦硬之感，与情韵悠长的唐调不同。
前三联都是描述“东流道中”景物的笔墨，没有大的起伏跳荡，末联落笔于时空的现场之外，风波突起，境界大异。诗人借助于自己的联想能力和腾挪功夫，使作品显得豪气横生，充分体现了宋诗风格。
此诗虽然不是什么“刺王”之作，但却反映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还是有其认识意义的。
首章直述怀念祖先、父母之情，这是疾痛惨怛的集中表现，也暗含着今不如昔的深切感慨。二章感伤兄弟们的纵酒，既有斥责，也有劝戒，暗示他们违背了父母的教育。三章言代兄弟们扶养幼子，教育他们长大继承祖业家风。四章述自己操劳奔波，以慰藉父母在天之灵。五章说明自己贫病交加，又吃了官司，表现出对命运难卜的焦虑。最后一章，总括了自己诚惶诚恐、艰难度日的心情。各章重点突出，语意恳切；全诗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即使从语言的使用上来看，质朴而又整饬，在雅颂作品中是颇为别具一格的。
作者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时，虽然是以诉说为主，但并不是平铺直叙、直来直往，而是采取了意味深长的比兴手法，使读者感到作者的每章诗意都是在因物起兴、借景寄情。第一章以斑鸠的鸣叫、翰飞、戾天来反衬他处境的艰难和内心的忧伤；第二章以“齐圣”之人的“饮酒温克”来对比自己兄弟的“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第三章以“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来比喻自己代养兄弟们的幼子；第四章以鶺鸰的“载飞载鸣”来映衬自己“夙兴夜寐”地“斯迈”、“斯征”；第五章以“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来象征自己“填寡”而又“岸狱”的心态和心情，都写得那么生动形象，贴切真实，耐人咀嚼和回味；至于第六章连用三个“如”字，更把自己“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心境描绘得形神兼备，真切感人。作者的感情是沉重的，但表现得却十分活脱、鲜明和生动，这在雅颂作品中也是别具特色的。
总之，《小雅·小宛》在内容主题上是今人比较难于索解的，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是比较优秀的。
此诗巧妙地借王维、刘禹锡等的“桃源仙境”之说，摒排众议，指出朝代神仙之说的荒唐，认为桃园的本来面目只不过传说。全诗以议论始又以议论终，中间夹以桃源故实的铺叙与桃源图画的描绘，从而使议论新而不空，描叙平中见奇。
王维《桃源行》只重本事，层层叙写，句句本色，不露凿痕，被后世誉为千古绝唱。后人再作，必出新意，若无意，不必重作。韩愈借桃源图画为题材，力辟神仙之说，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摒排众议，恢复桃花源的本来面目；桃花源不过是传说之乡、想象之境。
韩诗所以能与王诗并肩要在有二：一是否定了前人，包括王维把桃花源写成“仙境”，而蛊人“出世”的主题。指出“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这种思想在韩愈的时代是进步的，也是韩诗高出的原因。二是诗的写法与语言的运用，起结照应，道出题旨，中先叙画作案，次写本事，间议提顿，语尽铺张，通畅流利，雄浑奇伟。章法结构翻波叠浪，曲折有致。在句法上，其它七言古多用对句，而韩诗多用奇句，句法多变，形成了这首诗流利奇伟的特点。
全诗以议论开始，以议论结束，中间夹以桃花源中的故实，既突出了议论的意义，又不显得空泛。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