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的内容来看,这是写重阳节到来,诗人又深切地怀念起往日的情人来了,他彷徨不安,踌躇难耐,遂赋此以排遣孤寂无聊的幽情。值得注意的是词全从对方落笔,这就加倍地表现出他那强烈而深挚的怀念之情。
这首词上片写室外秋景及心境:拒霜花开,斜燕南飞,而征人消息杳然,无人传递,倍感秋色凄凉。此处秋景其实清爽:拒红霜,晴空碧,雁斜飞,并无黯淡之状。元代白珽《西湖赋》云:“秋荣不淡,拒霜已红。”然而木芙蓉性颇耐寒,且能“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苏轼《和陈述古拒霜花》),虽时至晚秋而红艳如故。唐李群玉《九日》诗云:“半岭残阳衔树落,一行斜雁向人来。”黄昏残阳,斜雁向人,色彩昏暗,氛围悲凉;而此处则是碧空如洗,天阔气清,斜雁南飞,氛围开朗。思妇眼中之秋景乃“有我之境”:或许征人有约中秋返家团聚,此时拒霜已开,不见人归,虽花红而难令伊人心暖;常言鸿雁传书,如今雁群斜飞未传征人消息,虽天碧亦是伤心碧,只能令伊人心伤。因此,凄凉的并非秋色,实乃思妇心境。
下片写室内情形及愁绪:帘幕低垂,因以银蒜相压而纹丝不动,伊人寂寞难熬,只能以玉钗敲竹派遣烦愁。敲竹的细节刻画乃词人独创,此处伊人以玉钗敲竹,其声极不堪,其情更愁惨,确是奇绝之笔。结局写菊花盛开,时近重阳,征人归期乃“信茫茫”,既与首句意象呼应,又启人联想:伊人独守闺房,心境凄凉,愁思如缕,已是“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九日》)全词景情俱到,亦情亦景,交织浑融,读起来凄凉孤苦,使人惆怅不欢。
这首词在意象使用上主要采用了渲染法,尤其是对“秋”的渲染。不知何时,思念的人在远方传来消息说秋天会回到她的身边,于是秋就超出本身作为季节的含义,成为了相见的时间,成为期盼的季节。这词中首先是“拒霜”花开,然后“两行秋雁”,后更直接说“晚秋风景”、“黄花开”以及“近重阳”,这些都在刻意点染季节。可以说这首词是通过渲染秋来突出愁,要表达的正是期待落空的愁思。
除用渲染法表达情感外,词中还恰如其分地运用了点染法,对“闲”进行了很好的点染。下片三句中人寂寞凄凉,万事无心,百无聊赖,无尽空虚,尤其是“玉钗敲烛”一句,表现的何等空虚。词中通过渲染和点染的结合,表现出客观世界的“秋”以及浅层内心世界的“闲”,从而将深层次的“凄凉”表达出来。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保护生态的文章。文章强调利用开而大自然要顺时有度、适可而止。这样大自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供给人类。绝对不可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无度、违时地开而。全文情节虽简,却极尽起伏变化之妙;事情虽小,却蕴含深刻的道理。
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为匡救君主过失,敢于冒犯君威直言劝谏者不乏其人,但像里革那样,对宣公夏滥泗渊的做法,直接采取“断罟”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加以否定的,却不多见。所幸的是他不但未遭到宣公的任何责难或处分,反而还受到了褒扬。这实在得归功于里革借古讽今来巧妙开导宣公的一番谏词。
这篇谏词的主要内容就是详细介绍了古人对捕鱼猎兽原则的规定,强调不管是捕捞还是狩猎都应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或取或蓄,必须有利于“助宣气”“助生阜”“蓄功用”“蕃庶物”,因此要避开鸟兽、水禽的孕娠成长期,严格遵守相关原则,使它们能够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所谓的托言古训,其实是直接指出宣公夏滥之非时,是贪得无厌的行为。古今鲜明的对比以及显而易见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宣公听后深受启而,立刻觉醒认错,诚恳地接受了里革的意见。而良臣匡君,贤主纳谏,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里革所论的“古之训”,比起后来孟子所讲的“数罟不入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更显得完备而具体。里革可谓是古代中国那些最早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典型代表了。直到今天这些主张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古人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以及那一整套传袭下来的规则,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光辉侧面,更值得今人借鉴。
此外,此篇的结尾也颇为巧妙,当写到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令人将断罟收藏起来作为鉴戒时,却冒出一个师存来锦上添花:“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如此一下子就把主题升华到了纳谏不如用贤上来,不能不说这是本文的另一大亮点。
而且这篇文章叙次井然,有宾有主,行文整饬中杂参差。极具错综变化之妙。又善用意外之笔,如开头写里革断罟,陡然惊人;当写到宣公诚恳纳谏时,又变惊为喜,颇带戏剧性。
这是一首咏史词。该词通过描写古庙青嶂,行宫妆楼等景色,流露出词人对自然永恒而人世无常的感慨。
《巫山一段云》,当和《巫山女》、《高唐云》一样,受宋玉《高唐赋》的启示而咏巫山神女的故事。《教坊记·曲名》已予著录,足见早在盛唐就已流行于世。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李珣《巫山一段云》词二首下,注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这首歌辞缘题发挥,保留了早期词的特色。
起拍“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古庙,指巫山下供奉神女的祠庙。陆游《入蜀记》卷六:“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祠正对巫山,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祝史(道观主事)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时,有丝竹之音往来峰顶,山猿皆鸣,达旦方渐止。庙后山半有石坛,平旷,传云夏禹见神女授符书于此。坛上观十二峰,宛如屏障。”行宫,犹离宫,帝王出京临幸的宫室。这里指楚灵王所筑细腰宫遗址。《入蜀记》卷六:“早抵巫山县,……游楚故离宫,俗谓之细腰宫。有一池,亦当时宫中燕游之地,今堙没略尽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丽。”从舟中远望过去,仿佛神女祠偎依有如屏嶂的山峦,行宫以碧水为枕藉。古庙、行宫、山、水这些景点,一经词人用“依”、“枕”二字加以连缀,便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
接着,用“水声山色锁妆楼”句。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了“妆楼”。妆楼,指细腰宫里宫妃的寝殿,位于山水环抱之中。以少总多。这里着一“锁”字,给人以幽闭的印象,由此也就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生活在这个“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宫妃孤寂难耐的心境;复以“往事思悠悠”收束上片,逗人遐想。
下片写舟中所感。开言紧承“往事思悠悠”写到“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云雨”、“烟花”既以自然之景喻岁月无情,匆匆流逝。又暗示昔日云雨之梦,烟花之景与时俱逝。语意双关,愁思萦绕。词人联想,无论是神女还是宫妃,朝去暮来,春秋交替,总会引起孤寂难耐之感。结句“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词人抒写自己的感受:行客至此,不必猿啼已自多愁,以景结情,情景交融,意境悠远凄迷,情思低回留连。
全词表现出岁月流逝,世事变幻和“行客自多愁”的个人身世之感,将吊古与伤今结合在一起,以沉郁真挚的感情、曲折蕴藉的笔调抒发出深沉的今昔兴亡之感,完全摆脱了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
这首诗,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是那个在云封高岫上的“将军”,矛头指向国民党首脑蒋介石,是极为有力的。“高岫”原作“胜境”,“胜境”只指名胜风景,显不出是庐山,改作“高岫”,就把庐山突出出来了。“霆落”改成“霆击”,用“落”是从上而下,用“击”是有意的轰击,又突出“灭下民”的罪恶。“戮下民”是屠戮下民,改为“灭下民”,是歼灭百姓,有全部消灭的意思,更其显出他们的罪恶用心。“到底”原作“依旧”,依旧是照旧,不如到底的更为有力。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鲁迅推敲修改的功夫,使得用词更为精确有力,更为生动。
“到底不如租界好”是有力的讽刺。在国民政府实施轰炸、屠杀人民的时候,托庇于洋人势力的租界上的高等华人,还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所以也对他们进行讽刺。诗人以强烈的讽刺,揭露了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难当头之际,却抱着“不抵抗主义”,挟带金银财宝躲进租界,依然“方城为戏”,“麻雀取乐”,为非作歹。“住在租界里的人是有福的”(《天上地下》),鲁迅运用反语,指出了国民政府奴颜婢膝,甘当亡国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精神状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叙事,准确有力,饱含愤怒,后两句,寓揭露于讽刺,以讽刺代怒斥,改“依旧为“到底”,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