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作者独处在屋子里,独坐屏风前的所感所思。诗中寓情于景,用平淡自然的言语,抒发了作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的厌倦之情。
全诗较短,只有四句,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写诗人在殿内值夜的环境。头一句写诗人值夜时坐在屏风中间,两鬓斑白,已经是五十多岁年纪的人了。人老头发首先从鬓毛白起,故日“鬓毵毵”。第二句写红蜡的烛光在夜深中摇曳跳跃。
以上两句诗为读者描绘出一种死寂冷清的环境。从空间环境看,周围是宫墙深院,身边是“屏风围坐”,身处“重重帘幔”之中。从时间环境看,诗人已进入了“鬓毵毵”的暮年,节令已是寒食前后,春寒犹在,时间是夜深。从亮度上看,也只有一点点绛蜡的摇光。如此一点亮光,很难抵御夜深的漆黑,诗人独自一人处在这样一个时空环境里,心情上必然产生一种重压感。如此漫漫长夜,给诗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环境。
诗的第二个层次由写环境开始自然过渡到写心境。第三句是全诗的过渡句,即由第一、二句的写环境向第四句的写心境过渡。诗人从26岁入大都为朝官,在北方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不难想象,“京国多年”,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南方人的常情尽改。但是,诗人的乡音不会改。如唐代诗人贺知章,虽然“少小离家老大回”,最终还是“乡音无改”。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的江南人意识不会变,诗人的思乡情不会变。所以,诗人在“忽听春雨”之后,自然会“忆江南”。“忽听”二字不可忽略,极富感情色彩。从前三句看,诗人的反思是深沉的,心情是郁闷的,乡思是浓烈的。“忽听”使诗人的感情来个大转变,于寂寞中忽然听到春雨来临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使其精神为之一爽。色调也开始由暗淡变为明快,这是给诗人带来向往、希望、思念的春雨。
诗人“忆江南”,不仅仅是因为春寒犹在的北国比不上“杏花春雨江南”,而主要是因为诗人年纪老大、仕途坎坷。诗人在翰林时“承顾问及古今得失,尤委曲尽言”,“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一些同僚“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谗言一时不能奏效,“则相与摘集(虞集)文辞,指为讥讪”。在此种情况下,诗人时时想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全诗言语平淡而自然,但却含有丰富的底蕴,浓浓思乡之情藏在淡淡哀愁之中。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
秋瑾的小诗“对酒”作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板荡,中华民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满清王朝腐败不堪,鉴湖女侠愤然而起,她本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娇花弱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于1904年变卖掉自己的全部首饰衣物东去日本留学。她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日本她以高价购得一柄宝刀,并学习剑击和射击技术。秋女侠是近代史上一位奇女子,击剑,舞刀,豪饮,赋诗,俱能来得,尽显巾帼豪气。1905年从日本回国,走访好友吴芝瑛,以所购宝刀相示,纵情豪饮,酒酣耳热,拔刀起舞。
第一句以不吝惜千两黄金去购买锋利的宝刀起兴,“千金”本是珍贵的钱财器物,而诗人却毫不可惜地用来换取别人看来价值根本不足相当的东西。表现了诗人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的豪爽。
第二句与首句呼应,诗人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显示出诗人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豪爽性格。
第吴芝瑛久知秋瑾有光复志,虑其事泄贾祸,屡示珍重。面对好友的提醒,这就有了本诗的第三,第四句,秋女侠的回答。借用周朝的忠臣苌弘鲜血化碧的典故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满腔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应当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抒发诗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感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