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情绪郁闷状况。前四句,诗人运用大胆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了巫山高入云天、巴水急流滚滚的壮丽景色。“巫山夹青天”,“夹”字用得极其到位,既写出了巫山险峻,遮天蔽日的形势,也包含着诗人喟叹青天的形象。“巴水流若兹”,含有无奈之意。三、四两句,并非说巴水可以行到尽头,而是写出了巴水纡曲,舟行迟迟的情景。“巴水忽可尽”,著一“忽”字,山回水转,尽在眼前;“青天无到时”,既写实又在写情。这两句诗由对客观景物的描写逐渐过渡到诗人的主观抒情,即由景入情,融情于景,达到情景交融。
诗的后半部分对三、四两句诗意作了进一步阐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明写逆水行船艰难,船行缓慢,实际表达的是诗人的感受和心态。五、六两句既用互文笔法写朝暮赶路,又暗含时间的承续:早起赶路到晚上也没能走多远。“不觉鬓成丝”,写出诗人因船行缓慢而愁白了头,包含着时光难度,逆境难熬的感受。末两句情景交融,既在描写景象,又在抒发感情,从中可体味出诗人悲愁愤懑的心境。诗中连续重复“三朝三暮”,极有船工号子的感觉。古时有歌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最后四句是从这首民间歌谣脱胎而来的。但古歌谣指提到舟行的缓慢,而李白的诗除了说“三暮行太迟”外,还有“不觉鬓成丝”,旅途艰辛和心情忧郁使诗人在不知不觉中鬓发都愁白了。这就把客观叙事和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含蓄委婉地映衬出诗人当时愁苦的心情。
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李白诗里《上三峡》相映成趣的是《下江陵》(《早发白帝城》),后者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名篇。《上三峡》写于诗人流放途中,诗中描写巫山险峻,巴水纡曲,舟行迟迟,愁令发白。流放者唯觉逆境难熬,心情愤懑,壮丽风光为之减色。《下江陵》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城高入云,晨光初灿,气象开朗,舟行轻快。“一日千里”是诗人心态轻松的主观感受,喜悦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一位诗人,同一处景致,却气象迥异,正是“融情入景”的鲜明写照。
词人借一位流亡江南女子怀念流落远方良人的口吻,描写了国破家亡的痛苦。
上阕写女主人公自京城汴梁被金人所破后对离散了的亲人的思念。“直自凤凰城破后”中的一个“直”字点明了自城破至今思念一直不断,而这种思念又不同于一般的离别,还包含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的惊恐与担忧。“擘钗”与“破镜”是离乱的象征,标志着一个家庭在战乱中的毁灭,意味着恩爱夫妻被生生拆散,而“分飞”则进一步点明在仓皇中各奔东西彼此离散。“天涯海角信音稀”承“分飞”而来,进一步描写了亲人的分离。“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写出女主人公怀念良人的思绪的纷乱,“辽海”与“玉关”本相距万里,一在东北,一在西北,这里是泛指,表明女主人公不知良人流落何方,因而梦魂也无定向。
下阕写女主人公翘盼良人归来而始终未归,这仍然是朝暮思念的继续,而盼归不归则更增加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不安和痛苦失望。“月解重圆星解聚”对下句“如何不见人归”是一个反衬,“解”字用得十分妥帖,“月”与“星”本是自在之物,无所谓知道与否,但词人把月缺月圆、星散星聚的规律看作它们知道再圆再聚,这既有客观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又寄托了词人的主观意识,使之更好地对下句进行衬托。“今春还听杜鹃啼”中的“还”字饶有意味,它暗示往年此时正阖家团聚,而今只有自己一人独听子规啼血,哀不待言。“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这两句结尾尤耐人寻味,在内容上反衬出词人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哀痛心境,在艺术上则呼应上阙的“天涯海角”和“辽海北”、“玉关西”。上下贯通一气,结构显得圆润统一。
全词笔调婉转,格调哀伤,词情凄苦,在动乱社会所造成的离乱之苦中,重点描绘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它无异于一曲催人泣下的乱世悲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