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树的苦心比喻思念爱人的苦心,以黄檗树心随日长大,比喻自己的苦心与日俱增,比喻形象贴切,表现出民歌的特色。
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此诗描述了边海百姓的艰难生活,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同情。全诗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的手法,使边海贫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是“剧哉边海民”的衬托。各地的情况虽然不同,但最艰难困顿的要数“边海民”了。
“寄身”三句,实写“边海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身于“草野”,过着非人的生活。生吞活剥,巢息穴居,所以说“象禽兽”;他们不敢出来,怕被人发现、抓走,每天就钻在山林里边所以说“行止依林阻”。一个“依”字把逃民们的实际活动和恐惧心理都表现出来了。他们要靠在林中采集食物而存活,要靠险阻的坳壑以藏躲,他们怕暴露行迹,白天足不出林莽,黑夜也不敢明火高声。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是全诗的精华所在。逃民们每日出没在山林之中与狐兔争食争住,而自己原来的家园却因为无人居住,反而变成狐兔们的自由跳踉纵情嬉戏的王国,非常可悲的现实。这两句扩大了全诗的内涵,它不仅使人想见逃民们的伤心落泪,而且使人看到生产凋敞,村落萧索的更广阔的社会图画;也扩大了全诗的境界,前三句是诗人眼中的情景,这两句是诗中人心里的想像。有此一笔,使短短的八句诗多了一层波折,添了一组形象,是以少驭多的佳构。可惜这一点历来被人忽略,以为这两句也是状“边海民”惨苦生活的,与前三句配合,写住处的荒凉;试想,已与禽兽混迹的“边海民”对“狐兔翔我宇”又何居叹哉。结果使诗的内容和形象顿然减色,因而对这首诗并不是写“边海民”,而是写逃到“边海”之“民”的,也就未能理解。
曹植曾在《谏伐辽东表》中劝曹叡“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至此又以他的诗歌直接为民生疾苦而呼吁。建安诗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题材极少,因而这首诗就更为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