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写潼关雄踞山腰，下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次句写作者行经此地，马蹄声声，被秋风吹散，点明时间和旅程；三、四句写黄河浩浩荡荡以及潼关境域内的山峦起伏。全诗豪迈奔放，写景与言情巧妙结合，含蓄又生动。
诗的首句以一种远景式的遥望，展现潼关一带苍茫雄浑的气象。紧接着，第二句以轻捷、有力的笔调，将“秋风”“马蹄声”引入诗中，不但以听觉形象补充了前一句所造成的视觉形象，进一步渲染出潼关一带独具的氛围，而且打破了原先画面的静态，给全诗增添了一种动感。对于久处书斋的文弱书生来说，萧瑟秋风也许是惹人伤感的凄凉之物，但对胸怀大志，亦文亦武的诗人来说，秋风中那矫健的马蹄声却更能催动豪情。他在壮阔的天地间策马驰骋，感到欣喜，感到痛快，感到精神上的极大的自由。
接下来的三、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在前面那种状态下，诗人极目四望，眼前的自然景物也呈现出新奇的姿态：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同时将写景与言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融进了诗人要求冲破约束的奔放情怀，是自我性格含蓄而又生动的描绘。
这里的诗人即高山、大河，高山、大河即是诗人。因为诗人已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了高山、大河之上，在高度的审美愉悦中，诗人已与高山、大河进入了同一状态，彼此相融，浑然不分而这“犹嫌束”“不解平”的黄河，高山，即是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胸怀的写照是诗人特有的冲决一切罗网、奋发昂扬的心态的外化。
诗人在这首诗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扩张式的、外拓型的心态。这是一种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所急需的新型人才应有的精神状态。它昭示了诗人短促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就此展开。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