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主题
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出嫁于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讼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
婴宁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孝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力，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
表层的喜剧色彩和内在的悲剧情味，使这篇短篇小说跨在了喜剧与悲剧的边缘，成为女性命运和人类困境的一个绝妙的象征。小说写婴宁由无时不笑到“虽故逗亦不复笑”性格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一种饱经世事挫磨产生的谨慎处世和超然于世俗的态度。在作者看来，世事难测，人葆其天真，却不可以一任其天真，女性尤应如此。这是作者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可能的折中，是他人情练达之见。蒲氏对婴宁的笑这种赞美态度在潜意识上也许带有男子赏玩女性的嫌疑，但其根本还是对人之个性生而自由的肯定。而世事纷扰，人生多忌多艰，女子的处境则尤为难堪，即以“笑”而言，充其量只能“有时而笑”。他使婴宁不得不成为“全人”，更多地出于现实生活得失利害的考量，反映了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婴宁》表现在封建礼教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处世原则倾向不妨说是趋向入世的。其价值根本上在于写出了旧时一个少女生世的欢乐与苦辛，写出了作者基于儒、道等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就作者用意和作品主旨，这篇小说是关于人类、特别是人类女性社会生活困境的一个象征。对于婴宁而言，爱情和婚姻只是她步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她脱离言笑由心的自在状态进入人世生活的仪式。正是经过爱情、婚姻进而家庭社会生活的历炼挫磨，婴宁由一个混沌未开、率性自然的少女，一变成为心存至性、态度庄肃、无笑无戚、从容应世的少妇。这个带挫折性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理想纯真与现实庸俗冲突的普遍永久的象征。这篇作品不仅是有女性解放的意义，而且是关于整个人类永远需要协调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个性与群体冲突的象征。
手法
《婴宁》篇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女主角的外貌美和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婴宁一登场，作者就以十分传神的笔法，勾勒出她不同凡俗的形象：她“容华绝代”，手拈梅花，姗姗行走在上元节的郊野；当她发现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的目光后，“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仿佛不知道王子服“目灼灼”是为己者，亦没有想到此时遗花地上对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来说是“大不检点”。开篇起势，作者就以简洁的笔触，将婴宁爱花、爱笑、美丽、纯真的特点全面写出，也可以说是对婴宁的形象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勾划。以后在较长的篇幅里，作者暂时放下了婴宁，转写王子服对婴宁的相思。正是婴宁的美丽和卓荦不群的风姿，才使得王子服“忽忽若迷”，所以，此处极力渲染王子服的相思之情，一方面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王子服到西山中寻找婴宁）“蓄势”，另一方面也是对婴宁的虚写，字里行间都能让读者感觉到婴宁的存在。就象高明的画家善于“经营空白”一样，作者此处的虚写手法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
在《婴宁》篇里，蒲松龄也同时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特点。为表现这种神异性，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安排上也作了匠心经营。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开展的线索，但又迟迟不点明婴宁是个什么人。而是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使婴宁在作者布置的疑云迷雾中呈现出神秘莫测的特点。王子服在上元节的郊野见了婴宁一面，爱上了这位姑娘，根据吴生的分析，找到她应是不难的。但吴生“探访既穷，并无踪绪”，故事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为婴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生认真探访而不得，后来随口撒了一个大谎，王子服却按照这谎言把婴宁找到了，此处作者设置了一个更大的悬念，婴宁愈加显得神秘了。
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婴宁后，作者便浓墨重彩而又极有层次地对婴宁爱花、爱笑、纯真的性格特点作了多方面的刻画。首先随着王子服观察点的变化，对婴宁家中之花作了多角度的描写，以繁花异卉映衬婴宁如花的容貌，纯真的心灵，并借以侧写主人公爱花的性格特点。其间，作者又点出婴宁“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这就将人和花作了有形的联系，完全消除了写花与写人之间的界隔。在王子服与婴宁相见的场面里，作者又对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爱笑，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婴宁人未到而笑声先闻，在相见过程中，她时而“嗤嗤笑不已”，时而“笑不可遏”，受到母亲斥责后“忍笑而立”，但转瞬“复笑不可仰视”。这一系列关于笑的描写，声态并作，使婴宁爱笑的性格得到了最为集中的表现。在这一场面中，作者虽重点写婴宁爱笑，但并没有抛开她爱花的特点，插写了一句“（婴宁）顾婢曰：‘视碧桃开未？’”这就使婴宁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立体性，同时也将前面对花的描写与此处相见的场面勾连了起来。
《婴宁》篇是明显地以人物刻画为主，为了在较大的描写空间里刻画人物，作者在情节的纵向开展中不时地作较大幅度的横向扩展。例如婴宁之母秦媪在与王子服谈话时，逐渐说到婴、王的婚姻之事，秦媪说：“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读到此处，读者满以为秦媪会让王子服将婴宁带回成婚，一般作者写到此处也会乘势将情节的发展引导到偕归、成婚上去。但蒲松龄在“偕归”这一情节的出现已呈必然之势时，却不急于情节的纵向推进，他让秦媪接着说出“惜有内亲之嫌”一句话，将“偕归”一事轻轻荡开，又借秦媪说的“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的话，引出了王生、婴宁园中共话这一极为精彩的场面，情节发展的趋势毫无痕迹地由纵向推进改变为横的扩展，为刻画婴宁的纯真性格创造了较为广阔的描写空间。这就把短篇小说传统的情节结构的格局打破了，而确立了纵向推进与横向扩展紧密结合的新的情节结构的格局。而这，正是作者将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的结果。
在王子服与婴宁园中共话这一场面里，作者除继续刻画婴宁爱花、爱笑的性格外，又重点刻画了婴宁性格的另一侧面：近乎痴憨的单纯天真。王子服拿出上元节婴宁遗落的梅花示以相爱之意，婴宁却傻乎乎地说：“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王生告诉她：他“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婴宁竟全然不解其中的缱绻之情，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当她得知王子服所说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爱时，仍然了无所悟，“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甚至要告诉母亲“大哥欲我共寝”。几句对话，几个细节，将婴宁如痴似憨的性格特点刻画得栩栩如生。至此，婴宁爱花、爱笑和纯真的性格特点已无比鲜明，以后虽又多次写到婴宁的爱花爱笑，不过是这种性格特点的进一步加强和展示而已。
王子服将婴宁领回家里后，母亲惊问为谁，王生“以姨女对”。从前边秦媪与王生姨甥相认的情节看，这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王母却断然否认：“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婴宁说出父为秦氏后，王母又说：“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那得复存？”情节发展到此处，直可说是迷雾团团，疑云阵阵，婴宁这个人物更让人觉得来路不明、惝恍迷离了。情节的这种纵向安排，使婴宁始终象一个谜一样费人猜详，直至吴生追述了秦家姑丈与狐精的一段爱情史，谜底才完全揭开。揭开这个谜底之后，再回首前面的情节，就会发现作者对婴宁的神异性还在艺术构思的更深处进行了虚写。王子服按照吴生的谎言在西南山中找到了那个“意甚修雅”的里落，见到了那个死去多年的姨母和寤寐思服的婴宁，而后来吴生“往觇其异”时，却“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王子服看到的一切全都无影无踪了。
作者不仅通过情节纵向开展时的巧妙安排和几处虚写，表现婴宁作为狐精的神异性，而且在小说结尾处设计了婴宁惩治西邻之子的奇幻情节，又在情节的横向扩展中刻画她作为一个少女的纯真个性。婴宁到了王家后，婆母嫌她“太憨生”，她任情恣意地惩治荒淫无礼的西邻之子结果险些儿被逮质公堂，经过婆母一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结局虽未免使读者惋惜，却符合严酷的生活规律。写出这种性格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认识的深刻精微，也反映出他的忧愤是多么深广。
柳永因其一生常处于奔波辗转的道途中，因而对相思离别，对游子羁旅行役的悲哀都有着极深的感慨，也因此柳词中出现了许多前人词中没有过的场景和景物描写以及身世感慨的抒发，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在词史上，可谓是一了不起的贡献。
词以“向深秋，雨馀爽气肃西郊”开篇，既点明时令—已是深秋时分，又交代了地点是城西郊外，“爽”、“肃”二字，把深秋雨后给人带来的寒冷和肃杀的感觉传达了出来，使人仿佛嗅到了凉爽的空气，感受到了雨后的阵阵寒意。“陌上夜阑”，词人走在小路上，夜已阑珊，黑夜将要过去，白天就要来临。破晓时分，也正是一天中气温较低的时候。李煜曾言“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是说薄薄的罗衾挡不住五更晨寒的侵袭，这尚且是在室内，对于一个正奔走在道路上的行客，夜间破晓的征途中，其寒更甚，词人的辛苦与辛酸已暗含在其中。所以他才会感到“襟袖起凉飙”，“飙”是强大的风，还不是微风，这样的凉风吹进衣襟两袖之中的感觉恐怕是很难耐的。这时，抬头而望，“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梢”，天边挂着几点残星，还有一颗正在陨落的流星，带着闪烁的光芒，在树林那边沉没了，这样真切的描写与形容，如无亲身的经历，恐也难有所为。正是这些情景的出现，使得词的表现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宽。随着行进时间的继续，这时，破晓的鸡声已经唱过，山的那一边已隐隐有旭日的光影出现，于是，渐渐可以分辨出山中漫长而崎岖的小路。这里，“又是”表明了词人在路上这样地奔走已经不是一天了，其旅途生涯的艰辛由此可知；“渐”字使得太阳光影的出现有了流动之感，时间上有了过程之感；“迢迢”二字言其路程的遥远和不可知，也暗含对未来前程不可预料的渺茫之感。
过片以一韵六句“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一气呵成，似一声已压抑太久的呐喊，冲口而出；又像是自诘之语，一吐为快，感情激越，发人深省。李渔《窥词管见》云：“一气如话四字，前辈以之赞诗，予谓各种之词，无一不当如是。如是即为好文词，不则好到绝顶处，亦是散金碎玉，此为一气而言也。”认为只有做到“一气如话”，才能使词作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里柳永恰恰做到了。“驱驱”是柳永羁旅行役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可以较为形象地表现行客在路途中辛苦跋涉的状态，这也是柳永一生中凄凉状态的一个形象写照。光阴荏苒，岁月催人老，那么在青春壮年时，就应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柳永这样一个心高气傲、有着极高理想志意的人来说没有比美好年华消逝在路途的奔波上更让他痛苦的了。而这种“驱驱行役”又是为了像“蝇头”、“蜗角”般极其微小的“利禄”与“功名”。但这些“毕竟成何事”，至此，词人可以说是参透了仕途的真谛，所以才说出“漫相高”一句，以一个“漫”字将世人对功名利禄的夸耀一笔否定。这一连六句先是两组四字对句，紧接一个反诘，再以三字的感叹句结住，语势一气贯注，把自己追求仕途而徒耗年华的悲慨深切地吐露出来。
下片次韵紧承前韵，自责自问后继以自悔：自己“抛掷云泉”，丢弃了山水之乐，“狎玩尘土”，流连于仕途，而自己当年的“壮节”—那些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消磨殆尽了。“壮节等闲消”，一“壮”一“闲”两相比照，情感抒发得沉痛哀婉。自悔之后，“幸有”大自然的“五湖烟浪”，可以载着“一船风月”，归入其中终老过着“渔樵”的生活。“会须”二字强调着词人此刻的决心。柳永的青年与中年，热衷于仕途的取进与世俗的享乐，并不曾真正归隐过。此时，由于仕途蹭蹬而生厌倦与反思之后，抒写归隐之志，还是十分真切可信的。
统观全词，上片写景真切自然，感情较为悠游不迫，笔调较为舒徐从容，内容多为描述；下片直抒胸臆，言志抒情，反复陈词，语言精警，感情恣肆，一发难收，笔调也变得急促起来。这首词使过去词中“春女善怀”的感情转变为了“秋士易感”，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由此也充分体现了柳永其人性情率真的特点和柳词的价值与意义。
“巴江上峡重复重”，诗中明显有一舟行之旅人的影子。沿江上溯，入峡后山重水复，屡经曲折，于是目击了著名的巫山十二峰。诸峰“碧丛丛，高插天”（李贺《巫山高》），“碧峭”二字是能尽传其态的。十二峰中，最为奇峭，也最令人神往的，便是那云烟缭绕、变幻阴晴的神女峰。而“阳台”就在峰的南面。神女峰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峰势奇峭，毋宁说来自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巫山神女的动人传说。次句点出“阳台”二字，兼有启下的功用。经过巫峡，谁都会想起那个古老的神话，但没有什么比“但飞萧萧雨”的天气更能使人沉浸于那本有“朝云暮雨”情节的故事情境中去的。所以紧接着写到楚王梦遇神女之事：“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本来，在宋玉赋中，楚王是游云梦、宿高唐（在湖南云梦泽一带）而梦遇神女的。而“高丘”是神女居处（《高唐赋》神女自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却并非笔误，乃是诗人凭借想象，把楚王出猎地点移到巫山附近，梦遇之处由高唐换成神女居处的高丘，便使全诗情节更为集中。这里，上峡舟行逢雨与楚王畋猎逢雨，在诗境中交织成一片，冥想着的诗人也与故事中的楚王神合了。以下所写既是楚王梦中所见之神女，同时又是诗人想象中的神女。诗写这段传说，意不在楚王，而在通过楚王之梦来写神女。
关于“阳台神女”的描写应该是《巫山曲》的画龙点睛处。“主笔有差，余笔皆败。”（刘熙载《艺概·书概》）而要写好这一笔是十分困难的。其所以难，不仅在于巫山神女乃人人眼中所未见，而更在于这个传说“人物”乃人人心中所早有。这位神女绝不同于一般神女，写得是否神似，读者是感觉得到的。而孟郊此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写好了这一笔。诗人是紧紧抓住“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高唐赋》）的绝妙好辞来进行艺术构思的。
神女出场是以“暮雨”的形式：“轻红流烟湿艳姿”，神女的离去是以“朝云”的形式：“行云飞去明星稀”。她既具有一般神女的特点，轻盈飘渺，在飞花落红与缭绕的云烟中微呈“艳姿”；又具有一般神女所无的特点，她带着晶莹湿润的水光，一忽儿又化成一团霞气，这正是雨、云的特征。因而“这一位”也就不同于别的神女了。诗中这精彩的一笔，如同为读者心中早已隐约存在的神女撩开了面纱，使之眉目宛然，光艳照人。这里同时还创造出一种若晦若明、迷离恍惝的神秘气氛，虽然没有任何叙事成分，却能使读者联想到《神女赋》“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及“暗然而暝，忽不知处”等等描写，觉有无限情事在不言中。
随着“行云飞去”，明星渐稀，这浪漫的一幕在诗人眼前慢慢消散了。于是一种惆怅若失之感向他袭来，“目极魂断望不见”就写出其如痴如醉的感觉，与《神女赋》结尾颇为神似（那里，楚王“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最后化用古谚“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作结。峡中羁旅的愁怀与故事凄艳的结尾及峡中迷离景象打成一片，咀嚼无穷。
全诗把峡中景色、神话传说及古代谚语熔于一炉，写出了作者在古峡行舟时的一段特殊感受。其风格幽峭奇艳。语言凝练优美，意境奇幻幽艳，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