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有主张“词不宜和韵”的，因为词句参差，音律很严，难以使抒写的情思与限定的声韵吻合无间。但乐此不疲以聘其才的仍大有人在，其“善用韵者，虽和犹如自作”，这首小令便是如此，因而颇为著名。
先是贺方回写了一首《青玉案》，以词中之句改调名为《横塘路》，其结语“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传诵一时，交相赞誉。黄庭坚与贺交好，赋诗《寄贺方回》：“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黄为赵挺之、陈举所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其兄黄大临，知其喜爱贺词，便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送别。翌年庭坚至宜州后，又依贺韵奉和其兄。惠洪青年时曾为县小吏，因庭坚喜其聪慧，教他读书，后来才成为海内名僧的。庭坚流放过湘江时，惠洪曾入舟陪送，时达一月，足见交情深笃。为了与庭坚兄弟唱和，也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三首俱步贺词原韵，成为词林佳话。
惠洪这首和作从长亭惨别到旅舍苦思，外景内情，相反相成；忆想、现实，交织其间，突出离愁之既深且苦。
上片表现别时情景。长亭折柳，从此远别，牵动愁肠，是以生恨。故落笔先写出这揪人心肺的一幕：长亭别恨。“绿槐烟柳”，乃三春美景，与饯行送别的“长亭路”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反差，实即以乐景衬哀情，使人倍觉黯然魂销。“取次”，随便，这里有草率之意。试想离人黄庭坚已是遭贬流放的罪臣，奉诏即行，焉敢滞留，其匆匆成行、草草送别之仓惶情状，实亦不难想象。著一“恨”字，实含无限伤感。进而表现离别之际的思绪。试想离人此去宜州，“千峰万嶂”、“远山修水（黄大临和词之句），年近花甲而遭此坎坷，能不忧谗畏谤，思亲怀旧，愁怀惨怛，孤寂难堪？能不倍感时间漫长，痛苦的日子难以打发？”“日永如年愁难度”，虽是赋体直陈的本色之语，确也令人直觉肠回九转，凄惋欲绝。再进而表现离人上路之后的情景。试想离人虽然踏上流放之路，怎能割舍亲友！因此立马据鞍，频频回首。只是却被暮云遮断了视线，连开封那样的高城都望不见，怎能望见站立在高城上送行的亲友!词中虽只刻画离人踟蹰不前的索寞身影，但其依依不舍、怅怅不已的凄凉心境却已生动如见。庭坚和词中曾自述感受：“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取景与此不同，意境却极其近似，果然是彼唱此和，“心有灵犀一点通”。
下片描述旅舍离愁。换头直承而下，从傍晚到天晓，集中表现这乍尝别离滋味的第一夜的凄悲境况。孤鞍远去，投宿时天已傍晚。可旅舍怎能和家相比，试想离人此际触处所及，无一习惯，怎能不默默回想和亲人话别的那幕情景，其所以默默存想，暗暗思忆，既是重视深情、珍藏心底的慰藉，也是被迫分离、难以言宣的苦痛。“千万句”，造语平淡，却可启发联想，既能想见亲人反复再三、不厌其烦的关切情态，更能想见亲人既温存体贴又焦急担忧的寸寸柔肠。单纯写苦，不见其苦；忆乐思苦，其苦倍增；从离人唯一的慰藉反映出离人无穷的苦悲，和以乐景写哀情的机杼如出一辙。于是以高度概括的笔力形象生动地表现离人这一夜的孤苦凄凉：薄单单的被盖，孤零零的枕头，静寂寂的夜晚，又有惹人心烦的潇潇雨声，滴滴答答一直落到天亮。仅此现实苦况，已是令人不胜凄怆。再借“梦回”之际，引起对比，强化愁思。思念萦回，形诸梦寐；试想离人思绪，不难想象梦中之景。于是梦里家庭的温馨欢乐与眼前旅舍的冷寂孤苦，映照分明，顿觉满纸生愁，其哀至极。这样以虚衬实，确能以少胜多，艺术内蕴更为丰富，审美佳趣因而倍增。
惠洪言情，之所以真挚贴切、哀婉动人，首先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准确体察离人的心境，因而感同身受，悲如己出，能够委曲尽致地代抒离人的愁思，不愧为黄庭坚的忘年知己。加以善于捕捉初感，选材多是新离乍别的典型情景，能够造成创深痛巨、记忆犹新的强烈印象。并且又善于利用艺术空白，以虚见实，苦乐相形，容易调动人生的共同体验，激起情感的共鸣，因而大大增强了审美情趣。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别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独”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独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云”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云”，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云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别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云”，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滋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别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独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别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别。
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
这首《戏答元珍》是欧阳修的律诗名作，此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此年欧阳修因事左迁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交好。丁曾有诗赠欧阳修，欧阳修乃于此年作诗以答。此诗首联写山城荒僻冷落；颔联承前细写山城荒凉之景，写出残雪累累、寒雷殷殷中蕴孕的生机一片。后两联抒情。颈联写作者多病之身在时光变迁、万物更迭中产生的客子之悲；尾联写自己早年作客洛阳，稔熟洛阳牡丹，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自己全不在意。欧阳修在这样一首普通的诗中表达了决不屈服的昂扬之志，道出了作者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这首诗体现了宋诗注重理趣的革新特征。
《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