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一首题壁诗。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虞山上。唐代咏寺诗为数不少，且有很多佳作 。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构思独具特色 ，它紧紧围绕破山寺后禅房来写，描绘出了这特定境界中所独有的静趣。
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落笔勾勒出清晨时分后禅房四周的环境。早晨，初升的红日将金色的阳光洒向寺院，洒向虞山之中的林木，使寺院变得更加绚丽明亮，高耸入空的山林也变得更加翠绿葱茏，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一个"入"字，写出了古寺美景之幽远，一个"照"字又将旭日东升时的勃勃生机给刻写得出神入化，透露出诗人欣喜昂扬的情绪。首联是写后禅院的远景，为下文的近景刻画打下了基础。
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点出题中"后禅院"三字，描写出通向后禅院弯曲幽深的小路和后禅院景色的幽静迷人。僧房深藏在花木丛中，香气馥郁，宋欧阳修曾感慨地称赞道："我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故仿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 ，乃知造意者唯难工也。"这一联的美，不仅体现在写景的准确传神上，而且表现在其思想内涵的深邃上。佛教提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苦修苦行，而后禅院却花木繁茂，清香扑鼻，由此含蓄曲折地表现僧侣们内心对美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曲径通幽”之美学在中国古典园林上有广泛运用。
颈联和尾联在意念上紧承颔联，颔联写诗人的发现之美，追寻之乐，这两联则通过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情有态的景物描写来渲染佛门禅理涤荡人心、怡神悦志的作用，在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把读者带进幽美绝世的佛门世界。诗人举目四望，只见艳阳高照，天地生辉，翠竹幽林沐浴在阳光灿烂之中熠熠生辉，眩人眼目；活泼小鸟欢飞在茂林修竹之间自由自在，惹人羡慕。禅房前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水潭，蓝天白云、茂林修竹倒映其间，给人以洁净空明、心旷神怡之感。“空人心”应对上句“悦鸟性”，点示如此空灵纯洁的世界的确可以涤除尘念，净化心灵；“悦鸟性”又暗示人只有像鸟一样，远离凡尘，回归自然，崇佛信道，才能保持本真，逍遥适世。颈联写山光物态，写小鸟欢飞，写潭影空明，无一不在形象地暗示禅味佛理感化人心，净化灵魂的奇妙作用。
尾联两句以声衬静，营造一个万籁俱寂的境界，这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钟磬之音，远远超出了“晨钟暮鼓”的报时功能，而被赋予一些寓意深微的象征意义，这是来自佛门圣地的世外之音，这是引领人们进入纯净怡悦世界的奇妙佛音，这是回荡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悠扬而宏亮，深邃而超脱。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与世隔绝的居处，领略这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了自己遁世无门的情怀，礼赞了佛门超拔脱俗的神秘境界。
这首诗开头两句吟后顿觉一种惆怅忧伤的气氛透入心扉，眼前仿佛看到这样一位青年，他满面愁容，步履迟疑地走出京城，向着江边的山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踏行。他之所以“徘徊”，“踯躅”，是因为他对“京邑”“恋”念极了。“恋京邑”为一篇中要领。
“陵高墀阙近，眺迥风云多”。皇宫在京邑中，是诗人日常出没之处。建康为东吴、东晋古都，古迹胜景不胜枚举。诗人登上烽火楼，既没有放眼江天山野，一抒久处“墀阙”之怀，也没有凭吊陈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首先回首俯视“墀阙”。他平素身处墀阙，似乎对墀阙看犹未足，而来登此烽火楼作一饱览。按理说，他此日登楼所望“墀阙”，比他平日所见应是远了。但诗人在此却说是“近”了。这乍想似乎违于理，但深思后便觉合乎情。这“近”字实从首句中“恋”字而来，因其“恋京邑”，故视京邑中的一切便反远为“近”了。“近”字凝结着诗人对京邑、墀阙的无限深情。前三句写京邑，“眺迥”句与上句对举，转写荆州。他对京邑是那样的“恋”，对即将赴任的荆州，诗人也以三句作答。据《南齐书》本传载：谢朓去荆不久，便被同僚王秀之向武帝告密，武帝随令“朓可还都”。据此可知，荆州随王府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谢朓对此也当早有所料，故“风云多”一语，绝非简单的写景，而实隐含着对此去荆州的畏惧之情。
接着两句，隐含此情尤深：“荆吴阻山岫，江海含澜波。”荆吴之间，有山有水。山水本是诗人素性爱好玩赏之自然景物，此时却成了他的惆怅忧郁的象征。山是阻隔两地之情的障碍，江水有着险不可测的波澜。诗人此去荆州福祸未卜，一腔心事咏叹无端，移情于景，以寄托其畏惧之思。
“归飞”一句，笔意陡转，神思飞越，由将去而未去荆州的此时，想到去荆州后思归之日，陆地有山岫相阻，水路有澜波惊扰，空中又恨身无羽翼。未去荆州时，已对京邑恋不可舍，去了荆州，遇上人事趄必将更“恋京邑”。“恋京邑”而归不得京邑，其心境之愁苦忧思，亦必十倍于今日。忧思及此，笔锋再一转：“其如别离何？”自我提问道：早知日后愁苦，何必今日离此京邑而去荆州呢？
这首诗以“恋京邑”提携全篇，明写京邑可恋，暗写荆州可畏。由情及景，以景融情，由今及后，由后复今，妙笔回还往复，互为呼应。诗意含蕴，耐人寻味。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