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这首诗是范成大送周必大归故里庐陵之作。该诗的首联以比喻双关的手法，写周必大飘然出朝，连夜乘船而归，突出他飘逸不群、洒脱不羁的襟怀。颔联说退隐高名是皇帝给的，并非臣子所愿，不过身退倒也使人欢欣喜悦，这就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颈联忆当年结交，哭明日分别。尾联在后会难期的痛苦中，以年纪未老相安慰，意为来日方长，总会相见。这首诗秀整精严，情随事出，笔致苍凉动人。
首联起兴，暗含辞归之意，带起全诗，既写周必大归家时的情景，又隐含着对周必大的评价。黄鹄在此句中既可喻指周子充，又可指他回家时所乘的船。九关在此句中即指天宫，亦指京城，二者皆一语双关，体现了对周必大人品的赞誉。 “江船载月”句，颇具诗情画意。由于日夜兼程，明月也会和友人同船而行，陪伴着友人一同回还。这样，在漫长的征途上，友人也会少了许多寂寞和惆怅。此种描写，一反多数送别诗那种消沉凄苦之情，给友人以安慰和鼓舞，寄寓着宽解“奉祠”故里的朋友的情意。
颔联紧承前联而来，正面写辞官归去之事。并对此发表看法，进一步对友人做劝慰，分析和希望兼有。诗句的内容仍紧扣着“奉祠”这个中心。诗中“孤臣”与“壮士”皆指周必大。历来引退被看作邀取高洁之名的举动，但友人这一次却非本人所愿，一切皆由朝政不纲、谗佞之臣竞用所致。友人的心愿是为国效力而非邀此高名，这样的名声愈高，而君主的过失也就会愈重。反诘句的使用，使语气更加强烈，对友人遭遇的不平以及对朝政的委婉指责都可从中悟出。
下句“身退聊开壮士颜”，由黄庭坚《谢何十三送蟹》诗中点化而来，诗中云： “风味可解壮士颜。”此句是说不“身退”，职务在身，而无法尽责，就会心怀惭愧，不可能“开颜”了。 如今你虽然是奉祠还乡，但就此脱离了纷繁多变的官宦生涯，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来日方长，以后再出山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一次你就暂且高兴一番吧。诗句虽脱胎于前人，但用在此处贴切自然，毫无拼凑之嫌。
颈联抒写情谊，形成转折，转入对周必大友情的追忆及后事的预料。“倾盖当年真旦暮”，这句是说回想当年诗人与周必大初见就情投意合，长为知已，这一切好像在朝夕之间、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而明天则“沾巾明日有河山”，从此一别河山险阻，情长莫及，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使人泪落湿巾。诗人从回顾“当年”与瞻望“明日”落笔，把痛惜“当年”相处之日短，憾恨“明日”、“河山”之远隔这两种不同的感情融汇在一联之中，两相对照，由此而强调出自己与周必大情谊之深厚。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范成大借用此意，以“沾巾”隐指相别。
“沾巾明日有河山”即在感叹从此相别，一在临安，一在庐陵，河山远隔，再见日难，挚友相思，情何以堪。这样，范成大与友人意趣相投。情深谊长，相送惜别之情，就在这忆昔思别之中，得到了巧妙的发挥。作为律诗，颈联必须用对仗，此联也是一样，且对仗工整平稳。如“倾盖”对“沾巾”、“当年”对“明日”、“真”对“有”，都是工对，而“旦"和“暮”、“河”和“山”则都是句中自对，然后在上下句中“旦暮”对“河山”。本来“旦暮”属于名词中的时间类， “河山”属于名词中的地理类，两者相对，不算工对，但由于它们都已在句中自对，所以也就是工对了。
尾联紧承颈联，进一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慨，表共勉之意，归结全诗。这两句是说，如今二人相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鬓角都还未染上白色，但再会之日或迟或早却难以预料了。到那时，不要说我们时值暮年，就是生生死死也恐怕说不上来了。“后期”用了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 “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的典故。尾联第一句表面上虽是说重逢之期难以逆料，但观石湖本意，则希望曾觌一类小人即遭远斥，刚正之士再为重用，自己与朋友也可很快重逢的心意，自是再明白不过了。末句说犹堪喜慰者，相互皆属年青，来日方长，正宜好自珍重。石湖以此解慰朋友。并示共勉之意。
末尾四句，一气呵成，情深意切，读来催人泪下。这里边既有对挚友之情、离别之苦的倾诉，也有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患，流畅自然的笔调，将各种复杂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悲则悲矣，但悲之有物，非无病呻吟，毫无做作之态。诗以情动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观全诗，这首诗从多方面写送别，诗中有对辞官归去的故友的宽解，有对品格刚正的友人的赞赏，有对朋友间探厚情谊的抒写，有安慰朋友的表达，内涵极为丰富，却又自始至终地围绕着诗题展开。写送别情意真挚动人，但绝不落凄切缠绵的俗套，情感显得豁达慷慨，深沉而爽朗。诗为七律，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无华丽堆砌之辞藻，而具清丽雅逸的情致。人评石湖诗，说其七律“极有樊川（杜牧）英爽俊逸之风”，这首送别诗正显示了石湖律诗精雅温润的特色。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