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苏辙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首词，要从这首词创作的前一年说起。苏轼、苏辙兄弟情意甚笃，苏轼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与苏辙已有六年没见面了。时至中秋望月思弟，生出无穷悲欢之感，故有此作。全词以明月为线索，处处咏月，同时苏轼也处处在抒发人的主观情感，生发人生感慨，是对人生宇宙哲理的深深思考。 词中贯穿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最后以旷达情怀收尾，是词人情怀的自然流露。境界壮美，融抒情、写景、说理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首词立意高远，构思新颖，以意境清新如画，情理具佳，颇耐人寻味。宋代胡仔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更是对此词的崇高评价。
正所谓“兄唱弟随”，在苏轼写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第二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十年，苏辙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来回赠其兄。
这首主要写了作者与其胞兄久别重逢继而又要分别的难舍之情和诗人的内心世界，生动地表现出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手足情深。
这首词的上片，写出值得珍惜的短暂手足之情的相聚。“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作者一开始就点出与兄长分别时间之久，并用传统的团圆佳节中秋来计算，其中包含着对兄弟聚少离多的深深怨艾和无奈。
“同泛清河古汴”本来是欢乐的，然“船上载凉州”却从听觉里显露出悲凉；“鼓吹助清赏” 让人高兴不已，“鸿雁起汀洲”，又从视觉中引发了大雁南归的惆怅。唐人王翰、王之涣都写过著名的七绝《凉州词》，多为乐府歌词，悲凉曲调、慷慨决别的边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处所用，意味深长。
下片则直接展现诗人内心世界。前三句，只是从宴饮中主人、客人的穿戴里，聊表人们的欢愉心情，可下面却写出了急转之下诗人的内心感受。“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明月无情，不会为人而滞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直写情事，明日即将分别；即便明月当头，也是分明地倾泻出两地别愁，“依旧”二字非常好。
最后两句，用典却直抒胸臆，“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王粲滞留荆州十二年，不得施展才华，郁闷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胸中翻滚着无限乡思乡愁，写出了《登楼赋》。后以“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这里，词人以此句做结，倾诉出未来的日月：宦游茫茫，前途未卜；亲人相隔，幽幽愁绪的别样的深沉。本来是百日逍遥堂欢乐的手足相聚，到头来却是迎来生离别的无奈，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必然。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静女》一诗，向来为选家所注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此诗写的是男女青年的幽期密约，也就是说，它是一首爱情诗。而旧时的各家之说，则多有曲解，未得其真旨。最早《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释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见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而《易林》有“季姬踟蹰，结衿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室无忧”、“踯躅踟蹰，抚心搔首；五昼四夜，睹我齐侯”之句，则反映齐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遂谓“此媵俟迎而嫡作诗也”。所说拘牵于礼教，皆不免附会。宋人解诗，能破除旧说，欧阳修《诗本义》以为“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他们的说法已经接近本义，但指男女正常的爱情活动为“淫奔”，仍是头巾气十足，与汉儒解诗言及妇女便标榜“后妃之德”同一弊端。
诗是从男子一方来写的，但通过他对恋人外貌的赞美，对她待自己情义之深的宣扬，也可见出未直接在诗中出现的那位女子的人物形象，甚至不妨说她的形象在男子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更为鲜明。而这又反过来使读者对小伙子的痴情加深了印象。
诗的第一章是即时的场景：有一位闲雅而又美丽的姑娘，与小伙子约好在城墙角落会面，他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张望着，却被树木房舍之类东西挡住了视线，于是只能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徘徊原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在心理，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位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人形象。
第二、第三两章，从辞意的递进来看，应当是那位痴情的小伙子在城隅等候他的心上人时的回忆，也就是说，“贻我彤见”、“自牧归荑”之事是倒叙的。在章与章的联系上，第二章首句“静女其娈”与第一章首句“静女其姝”仅一字不同，次句头两字“贻我”与“俟我”结构也相似，因此两章多少有一种重章叠句的趋向，有一定的匀称感，但由于这两章的后两句语言结构与意义均无相近之处，且第一章还有五字句，这种重章叠句的趋向便被扼制，使之成为一种佯似。这样的结构代表了《诗经》中一种介于整齐的重章叠句体与互无重复的分章体之间的特殊类型，似乎反映出合乐歌词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历程。
读诗的第二、第三两章，读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诗人的“写形写神之妙”（陈震《读诗识小录》）有进一步的感受。照理说，彤见比荑草要贵重，但男主人公对受赠的彤见只是说了句“彤见有炜”，欣赏的是它鲜艳的色泽，而对受赠的普通荑草却由衷地大赞“洵美且异”，欣赏的不是其外观而别有所感。原来，荑草是她跋涉远处郊野亲手采来的，物微而意深，一如后世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重的是情感的寄托、表达，不妨说已成为一个具有能指优势的特殊符号。接受彤见，想到的是恋人红润的面容，那种“说（悦）怿”只是对外在美的欣赏；而接受荑草，感受到普通的小草也“洵美且异”，则是对她所传送的那种有着特定内容的异乎寻常的真情的深切体验，那已经超越了对外表的迷恋而进入了追求内心世界的谐合的高层次的爱情境界。而初生的柔荑将会长成茂盛的草丛，也含有爱情将更加发展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结尾“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两句对恋人赠物的“爱屋及乌”式的反应，可视为一种内心独白，既是第二章诗义的递进，也与第一章以“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典型动作刻划人物的恋爱心理可以首尾呼应，别具真率纯朴之美。读完此诗，对那位痴心小伙子的一腔真情，读者必然深受感动。
姚燧这首小令，是一首离别之作。周德清将它选入《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题作“别友”。可见，当时就已脍炙人口。
此曲大半篇幅极写愁恨，雅致精丽，最后三句忽然纵笔作旷达语收束，正显出旷达放逸之本色，此是元代曲家与前代词人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