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本首诗主要是写相思乃因离别而生。
人生总是多离别,门外系着青骢,城外飘着轻舟,都是令离人万般无奈之景。于是,诗人痴情地想,既然人力无法消除分离,可以借助天公来阻止离思。
《琅环记》云:“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氏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乞愿风儿都作“石尤”,以阻遏行舟,也不是什么新鲜意象。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丁都护歌》即云:“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但此诗依然让人感动,这主要是基于祝东风到处作石尤的祈愿,建筑在本人对“离愁”无奈的基础上。“苦向”东风祝祷的“苦”,不仅仅有对别情的恼恨与无奈,更含有清醒地认识到祝祷本不会生效的哀伤。明知不生效却还要祝祷,与明盼不分离却又不得不分离一样,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以及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努力。这同样是既清醒又浑茫的心绪,是理智与感情的交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浑一。他又分明怀有不甘现状的苦苦求索;他又分明意识到人生到处是“无奈”的羁绊。既想挣脱,又明知无法挣脱,不得不品味人生的苦酒,又不甘愿驯顺地接受生活的安排。这种两难处境,或曰对人生现实与理想难以统一的清醒认识与苦苦追求,是诗人的基本心境。这种心境自身的内在矛盾,大大增添了诗作内容的丰厚与感情的繁复。
这首小词写逆旅中寒起,对景生情,流露出旋归故里时的无限欣慰和由衷愉悦。
文廷式在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的,他支持光绪新政,多次上疏弹劾李鸿章等人,终于陷入了“群小侧目,中以蜚语,忧伤憔悴,自戕其生”(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的绝境。光绪二十二年(1896),早已对文廷式恨之入骨的慈禧太后下诏,将廷式革职,并称“永不叙用”。这首令词当是文氏被解职归里时的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全无一丝沮丧和凄凉。一个志图报国却被剥夺了参予政事权利的人,能做到锐志不减、锋芒不藏,不计较个人荣辱,泰然处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风波险恶的“畏路”之上,不自以为难,甘于淡泊清苦,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就中见出文廷式坚韧不拔的济世报国之忱。畏路,亦作畏途,指险情丛生的路途。《庄子·达生》:“夫畏涂(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局势,实不亚于《庄子》中的描述。变法失败之后,文廷式曾逃亡日本,否则恐难免死于非命。绳床,即胡床,这里借指旅舍中床铺之狭窄。鸡鸣风雨,语出《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后世往往以风雨鸡鸣喻指险恶、严峻的社会环境。上片三句情由景生,格随情迁,慷慨苍劲之中见出作者心境人格。字少而意多,歌短而情长。
下片前两句,写眼前景物:秋气清凉,草木凋零,回首日前经过之渡口,被淡烟雾霭所遮蔽;江对岸青山渐暗,一片晚霞将落。衰草凄迷,着一“黄”字;残照山色,拈一“入”字,皆见作者炼字创意之匠心,其感受是独特的。秋草夕阳,又不禁使人联想起思归,因古人多以青山和夕阳以衬托归隐。如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还有明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秋草”句写回顾来路,渐行渐远,亦含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之意,“夕阳”句言举首前程,家山在望,流露出一种暂时解脱的藉慰和欢愉,其心境颇类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描写的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不同的是陶诗解脱得似更彻底,而文词则欲脱而不忍,心情十分复杂。尤其是最后的一句,原词作者自注谓“用山巨源语”,意蕴更是深奥。山巨源,即山涛,晋“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中说他“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住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此后不久,曹爽等人谋夺司马懿权,被诛,并灭三族。(详《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山涛在大事变前已有预感,远身避祸,并劝其友石鉴不要厕身其间,即是所谓“无事马蹄间也”。文廷式在词中借用这个典故,暗点出自己为李鸿章等人构陷,不得已而乞假南归的心情,同时,尾句与首句相呼应,写出了当时政治局势之严酷。
小词虽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感而发,却又深含着普遍性的人生哲理,其中的坚韧精神和进取意识也足以使人感奋。朱孝臧评文词之“拔戟异军”、“兀傲故难双”,于此可见到一点消息。
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