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钱塘江在浙江省，江口是个虎口的形状。海水涨潮倒灌进来，受到河床的约束，就会掀起巨大波澜，这便是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大潮每年八月十六到十八日水势最猛，诗人观潮选在十七这一天，正为欣赏那雄伟奇丽的壮观。
诗起笔就描摹了一派极其雄壮的场面。首句写潮水方起，仅如银线，被江岸约束，渐渐隆起，中高边低的情况。形容潮头似白虹，形象地道出了外观、颜色与气势，已道人所未道；又用了“走”字，描绘远处潮水逼近的情况，不是身临其境，感受不出它的妙处。第二句写潮水涌到面前，人间的物象已不足以形容，所以改用神话想象，说天神倾翻了玉杯，所以造成了这样气势浩大的潮水。这一手法，与李白咏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极为相似。
三、四句，写潮头过后的情况。诗写江面汹涌的波涛，却不直接写水怎么样，而说天空在水中的倒影颠簸起伏，西落的太阳忽上忽下，进一步渲染了水势、浪头的巨大。两个动词“摇动”、“沉浮”，都有震动人心的作用。
四句诗，分潮前潮后两层。前两句用夸张笔法，结合浪漫的想象，把潮水的气势写足，运笔也如江潮，一泻而下，令人心动神摇；后两句用铺张手法，写实景，雄壮中带有几分绮丽。四句诗又各自选取了一幅特写，连在一起，便展现了观潮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这大自然的伟观的赞叹。
这首绝句，通过白色长虹的比喻，瑶台泼酒的幻想，借助晴天和晚日的烘托，描绘出塘江大潮的壮丽景色。全篇没有用到一个抒情的字眼，却句句触发着读者热爱祖国山川、热爱大自然的激情。
本文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先提出"宣子忧贫，叔向贺之"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文章先不直接说明所以要贺的原因，而是举出栾、郤两家的事例说明，贫可贺，富可忧，可贺可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德。继而将宣子与栾武子加以类比，点出可贺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德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可吊的，点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最后用韩宣子的拜服作结，说明论点，有巨大的说服力。这样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本文引用历史事实，阐明了贫不足忧，而应重视建德，没有德行，则愈富有而祸害愈大，有德行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
这段文字记叙了叔向向韩宣子提建议的过程。叔向的建议，采用了正反结合的阐述方法，因此相当有说服力，他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卿大夫身家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本文语言上难度较大，应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了解文中人物的关系，结合注解和上下文，再来理解较难的词语和句子。
上片写江南雪景。“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开头二句写登临的兴致和原因。“如唤”二字下得好，表现出词人的逸兴豪情。“江平雪晴风小，”说明正是登临观雪景的好时机。“湿粉楼台，酿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这三句写登临所见的近景。“微茫”三句，是登临所见远景。这一带峰峦相属，有瑞石山、宝月山、峨嵋山、浅山、金地山等。“为问”二句，由景入情，忽然怀念起友人来了。作者化用王徽之雪夜访友这个典故。王子猷访戴是因雪景兴之所之，又同在越地，因此词人化用这个典故，表达期待友人来访，或趁雪后去拜访友人，都很贴切。借用这一典故，一方面表现了对友人的思念之切，同时它又表现了词人登临观雪霁时的逸兴豪情，很有些疏狂豪放的意态。
下片主要抒情。“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三句，承接上片，写对友人的忆念。因听不到朋友亲切的笑语，惆怅之情萦绕于怀，竟至难以排遣，可见情谊之深厚。接着“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三句，进一步写思念之苦。梅花常于雪天开放，它是春天的使者。古代文人赞赏梅花的气节风骨，常常相携赏梅、咏梅。因此梅花又是友谊的媒介和见证。文人常以梅花为题寄托友情或离愁。南朝陆凯寄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宋姜夔《暗香》词云：“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吟得梅花但储”可能是从姜夔词境化出的。“俱恼”者，人与梅皆烦恼也。无知的梅花与人一样，也为离别而愁绪满怀，这同“红萼无言耿相忆”如出一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词人故作豪情，登高呼啸，以排遣因离愁所造成的郁闷。宋代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词云：“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将花插帽”盖脱胎于此。它紧承“吟得梅花俱恼”句，突然宕开一笔，由抑郁转向疏狂，拓展了词境。南宋初，金主完颜亮南侵，声称欲“立马吴山第一峰”。“第一峰”之名由此而得。词人登临吴山，便是身在第一峰头，正是金主完颜亮当年望尘莫及之处。这里特地点出“第一峰头”含有自夸豪壮的意味。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三句，将词人疏狂的意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情貌毕现。结尾二句，“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诗中“玉龙”喻雪神。后人常以玉龙喻雪，也借喻雪山。清代张四科《大雪宿盘豆驿》词云：“天际玉龙夭矫，一片荆山弄寒色。”即把玉龙比作雪山。“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点明了“望隔江霁雪”的词题。词人忽见斜阳穿破云层，洒下一片霞光，把远处的雪山映照得明丽动人。这幅雪山夕照图，境界阔大，色泽艳丽，气韵生动，恰又衬托了词人的逸兴豪情。以景语作结，词境更为蕴藉。
总观全篇，由景人情，再由情人景。词以登临观雪景起笔，以雪山夕照收结，首尾一体，紧扣词题。上片主要写景，下片着重抒情，而景与情的转换过渡自然，又互相映照渗透，熔景与情于一炉。尤其下片“将花插帽”数句刻画词人疏狂豪放的形象，虎虎有生气，简直呼之欲出，更为词篇增色。较之一般触景伤怀的吟唱，风格意境迥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