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作者在沧浪亭外散步时所见夜景。苏州师范学堂与沧浪亭一路相隔。沧浪亭秀美的景色是作者早已熟知的,在月色中诗人禁不住又漫步来到这园林胜地。“独向沧浪亭外路”——没有结伴出游的喧哗,没有行色匆匆的烦恼,所谓“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要的就是那份能够“以物观物”的从容与安静。这时词人的心态是安详平和的,这种心态最适宜发现美。“独”字写出了作者对沧浪亭由衷的喜爱和自己与众不同的月夜赏景的审美。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习期间,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并不为时人所重。这个“独”字就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写照。“沧浪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而这高雅的情趣正是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的柔美就不同于《青玉案》中“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的凄美;“鹅黄”的娇艳也不同于夕阳的惨淡。当然“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和“展尽鹅黄千万缕”是从冯延巳《蝶恋花》的“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化来,但接下来的一句“月中并作濛濛雾”就有了一个从薄暮到月出的时间推移。作者是傍晚来此散步的,所以看到“展尽鹅黄千万缕”的柳丝;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夜色已至,月明星出,那千万缕的柳丝就渐渐变成一片濛濛之雾了。这景色就与冯延巳那首词的景色不同,而相似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醇美与朦胧。
词的下片是写词人在沧浪亭外独步时所见到的天上夜景。月光下,沧浪亭曲折的回廊石栏包裹在层层杨柳之中。那千万枝条正展现出鹅黄嫩绿来,在微微月光的笼罩下,形成一片朦胧的雾气。“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夜色深沉,天上曾有的一片流云已飘逝不见,只有掩映在薄云中的稀稀疏疏的星点,不曾随流云的飘逝而离去,反而显得更加明亮了。夜空宁静而澄澈。这里边也有一个时间的推移:刚才有一片浮云遮住了几颗星星,现在再一抬头,忽然发现那片浮云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刚才不见了的那几颗星星又在原来的位置闪耀。这景色引人品味,但它与诗的“比兴”是不同的。诗的比兴用意一般比较明显,意思虽各有不同,但表达得都很明确。词的“境界”则不像诗的“比兴”那么明确,它仅仅停留在给读者一种触发而不能落实的状态。而其美感也正存在于这种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言外意蕴之中。王国维这几句词就是如此:读者可以从“流云”领略到某种无常的变幻,也可以从“疏星”联想到某种高远的、不变的东西,还可以从美学想到哲学甚至想到道德伦理。这是一幅十分美丽的月下柔柳图,作者此刻的心情也如夜空般“表里俱澄澈”。作者在感叹“人间夜色还如许”的同时,也不由得要责怪自己“闭置小窗”耽搁了多时的良辰美景了。“闭置小窗”可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己过去关起门来读书,没有发现外边有这么好的景物可以欣赏;另一层是自己过去钻进人生问题的牛角尖里自寻苦恼,没有发现这种可以陶醉于其中的自然之美的解脱。就像眼前这样的景色,当人摆脱了世俗的烦恼和人生问题的考虑,全身心地投入审美的愉悦,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的夜色也是如此美丽的。
全词上下两片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写出了夜色的可爱与美丽,其中也蕴涵了作者的人生感悟。词中集中选择了两个镜头,一是月下柳林,一是天上云星,景物不多,却立体地写出了春夜的美妙可人,艺术上十分成功。
“梅花开到九分”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如开到十分,便是全盛了。古人很早就明白满招损,盈必亏,物极必反的道理。全盛的梅花接着便会凋零的。所以慧心的诗人宁愿花只半放,以蓄其开势,有道是:“山脚山腰尽白云,晴香蒸处画氤氲。天公领略诗人意,不遣花开到十分。”(元璟《马家山》)花取半放,诗亦取不尽,是其妙处。叶燮诗亦从九分著意,寓惜花之心情,是一首富于情韵之作。
“亚枝低拂碧窗纱,镂月烘霞日日加。”二句写作者窗外园中之梅,花开日盛。“亚枝低拂”句虽是写临窗梅树,没有清浅的溪水 ,却仍具有疏影横斜之意。诗人形容花色有明艳,常引云霞为喻,“镂月”偏重写花的质感轻盈匀薄,“烘霞”偏重写花的颜色艳丽鲜明。“日日加”则是从含蕊到吐放,渐渐盛开,不觉已“开到九分”。再下去便要开到全盛即“十分”。开到十分的花朵固然美丽无以复加,但诗人还是宁愿它保持九分的势头,接下去便写这种祝愿。
“祝汝一分留作伴”,这也就是“不遣花开到十分”的意思。留一分保持九分,就可以长久与人作伴了。至于留谁作伴,那是语有出典的。盖宋代处士林逋,杭州人,少孤,力学而刻意不仕,结庐西湖孤山。时人高其志识,赐谥和靖先生。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蓄鹤,泛舟湖中,客至则放鹤致之,因谓梅妻鹤子。“祝汝一分留作伴”便是就以梅为妻的林和靖作想,然而林和靖早已作古,故末句云:“可怜处士已无家”。处士既已无家,那么梅花还留一分何为呢?所以末句实际上又暗含对第三句的否定。其实花开花落,自有规律,“祝汝一分留作伴”只是主观上的美好想法。无论处士有家无家,梅花既开到九分,也就会开到十分,其花期已就过得差不多了。而诗中却从梅花的有伴无伴,处士的有家无家作想,写得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也就将诗人的惜花心情,于此曲曲传出,极富情致,几令人“不忍卒读”。所以高妙。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