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