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
诗的前两句是说,并非宋玉特别喜爱隐舍不露的言辞托讽,正是因为襄王沉迷艳梦,迟迟不醒,这就暗示自己确有微辞托讽之作,而且是事出有因,不得不然。后两句是说,自从《高唐赋》问世以后,凡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便都值得怀疑为别有托讽了。这就暗示说,诗人自己另一部分写男女情爱的诗作并不一定另有寄托,但人们因为受了微辞托讽的《高唐赋》式作品的影响,便都怀疑它们有所寄托了。李商隐用“尽堪疑”的词语,是想表明这种“疑”事出有因,同时又是想表明这种笼统的疑并不符合实际。
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李商隐在当时境遇之中,常常是“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然而诗人非但没有得到时人的理解,更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后二句“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本文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花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桃花源中的家庭多为主干家庭(三代同堂),从“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从“男女”、“黄发”、“垂髫”这三个词便可以看出此点。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这首诗通过送别兄长时的场景描写,表达出真挚的同胞亲情。前两句写别时的场景,借景寓情,以离别的路上见到的云喻兄长四海飘泊,又以离亭边的树枝象征着兄长即要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后两句抒情,移情于景,诗人感叹人不如雁,雁尚能相亲相近,同往同归,不分不离,而人生老是离别,叫人感伤嗟叹,表现心境的不平静和离别亲人的失落感。这首诗语言自然朴素,情感含而不露,深沉真挚,耐人品味。
关于这首诗,所传甚少,独在《全唐诗》方见之,对作者的介绍是“如意中女子”,其真名实姓、生卒年月、何地之人等皆无从考证,唯能全凭《全唐诗》注解了。《全唐诗》写道:“女子南海人”,“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由此大致能推断,诗人是南海人,此诗出自唐武则天时代。
此诗第一层:“别路”、“离亭”,相当于驿站,是古代送别、饯行的处所。点明地点,暗含事件,感情由此铺开。“云初起”,要么是清晨,要么是傍晚,要么是雨后天开。但一切景语亦为情语,一语双关,亦指心中“愁云初起”。“叶正稀”,结合下句中诗人触景生情联想到的“雁”来推断,应该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秋风紧,黄叶飘零,“离亭”前的落叶,为秋风扫荡,渐次稀疏,着实苍凉,着实沉重。
第二层:古人送别有折柳相送,寓“留”于“柳”的习俗。此处的叶,可能就是柳叶。前面不断有人送别,使得柳条折尽,渐渐稀少,真是一条柳枝一片心。而现在,尽管柳条稀少,但她还是要再折一枝赠与兄长,此中惆怅叫人难以消受。至此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人静静地站立,眼望兄长渐去渐远,马蹄声终于被重叠的山峦阻隔。心中更是生出对于人生、对于命运的自怜叹惋。“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雁的迁徙,总是结队成行,同出同归。可是人迫于环境所限、条件所囿,而不能与兄随行,而兄去妹留,各自孤单,再也不能心心相印了,诚为可叹。并且,这一“归”字可以做两种分析,一者:妹在家,兄启程外出。那么,这里的“归”便是“同出同归”的意义了,诗人大部分的思想放在了兄长身上,是对他一路风尘、外行凶吉的牵挂;一者:两人皆在外,或是寄人篱下,或是流落他乡。此时兄长启程,回返故里,而独留妹一人不与同归,此间便更生出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对身如浮萍、命如蝉翼的慨叹。
全诗寥寥数语,连题目仅二十二字。用字之俭约,另人折服。题目“送兄”,点明主旨,定下全诗的基调,是送别兄长。至于上面推测的种种情况,全无交代,给人很大的想像空间。而与此相比,后来大诗人李白的《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送族弟单父主薄凝摄宋城主薄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留饮赠之》等很多这样的诗标题就大为失色了。此诗前两句表明了地点和大致的时间,大肆渲染了送别的场景。心中的惆怅、离别的情怀跃然纸上,如江如河,翻涌不息,却仅用了十个字;后两句也是十个字,突出了“雁”、“一行”、“归”,使得感情再次升华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上,由送行也到了对人生的慨叹,对身世的质问,情长纸短,惜墨如金。
南朝江淹在《别赋》中说过,“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从古至今,离别诗一直都在诗篇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各具风格、各至一家。对这一首也作一简要的分析。“别路”、“离亭”形成对举,一咏三叹。在克俭如金的字数中,这算是泼墨如云、大肆渲染了。为的是以景衬情,为下两句做好铺垫。而且诗人善于选取特景:“别路”、“离亭”、“云”、“叶”等等,暗藏离愁别绪之情。
紧接着,笔锋陡转,采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将镜头对准天上的“雁”。当然,这里也许是虚写。由“雁”的特性联想到人,将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生发哀情,并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为读者将全诗刻画成了一幅隽永的画面,印入读者的脑海中。其意境深远,空间开阔,且满目皆萧然,满腔皆哀伤,满腹皆愁绪,实在不能不说是诗人的高妙之处。且诗人时龄七岁,且为女子。在古代轻视女子,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她能如此善用这样的艺术技巧,实在让人费解,惊异。
再回到全诗,通篇都是情深意切,而字字珠玑,语言简朴、明白如话,意境高妙。这样的诗篇,在中国古诗词中实在不可多得。难怪有人称她为“神童”、“奇女子”,于情于理,都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