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
夹岸红蓼丛生，四望但见满目繁花掩映，空气里也飘散着浓郁芳香，而相伴遥遥东去的一湾春水，碧波澄澈，正好供轻舫小舟追游嬉戏。上阕以三组连贯递进的景象，分就冷暖色调的视觉对比、波声人语的听觉感触和水气花香的嗅觉把握里，多角度地描绘出一幅春日行乐图，轻快明丽，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清朗气息。
下阕则将笔势转注于江上风光。过片谓渔父酒醒后，顿时发觉离归程已远，连忙重新拨桨返回，原来他先时酣饮沉睡，一任船儿随波飘流。不过，对此并未明写，而是通过富于暗示性的动作，由回溯追想完成。在这个空白处，假不写之写，充分体达其悠闲适意的生涯。下面再由人及鸟，续写棹动水响际，惊飞了双双栖憩的鸳鸯，忽地振翅远去，却又相互回头照看。这句表现鸳鸯神态极生动，它们的自然生理特征并具有社会人事内容的启迪性，这样便从容推出结拍，收束全篇：“一杯销尽两眉愁!”“愁”什么呢，或许是韶华易逝人生短促的伤感，对于远方恋人的眷念与离别的悲哀，某种理想境界执着而无望的追求，甚至是闲愁，一抹难以言说也不必说清的淡淡怅惘迷离情绪。总之，它烟雾般缭绕在心头，推诿不去。但一杯在手，便得释然，直觉跟前这花鸟水云无不欣欣然通合天机，与人相亲相近，又何不且乐现时的阳春美景，而拘拘自苦若是，念及此，就尽销愁颜了。
这首小词，似乎顺手写来，无须著力，却清丽畅朗，颇具天然之趣。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