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分前后两节。前节八句，着重描写了初抵东鲁时的真实感受。“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两句点明时间，梅子开始由青变黄，蚕桑之事已了，这就意味着进入了生产的第二道工序：“鲁人重织作，机抒鸣帘栊。”东鲁的城乡妇女，又投入新的劳动：纺织。东鲁人有重织作的传统，李白初次旅游就获得了良好印象。
李白从二十五岁经三峡出蜀，历湖北、江西、江苏、河南、山西等地，这时还没有机会出仕。“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两句正是诗人当时思想情况的写实。李白回顾自己南北奔走的生活历程，决定到东鲁定居。读书、学剑是李白的两大生活爱好。“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中的“访前途”有问路和了解今后出路的两层意思。李白初抵东鲁，访路途卜前程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他受到了汶水上一个老翁的嘲笑。但李白没有写出“笑”的内容，有意留顾一个悬念。
后节十句，是李白对汶上翁嘲笑的明快答复，是全诗的重点部分和精彩片段。“顾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在李白看来，“顾愚”们不能理解“壮士”的胸怀，也没有资格在“穷通”的问题上发议论。“穷通”即“穷达”，是为了押韵需要，改“达”为“通”。李白对“穷达”的理解，完全是从儒家思想出发。李白力争在政治上获得出路，先实现“兼济天顾”的理想，然后归隐江湖，“独善一身”。李白这种思想，正和战国时期的鲁仲连是一致的：“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李白用鲁仲连的事迹，比喻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抱负，是因为鲁仲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
“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李白来东鲁前就曾有西游长安的打算，后来转而向东，不料初抵鲁郡就遭到汶上老翁的嘲笑，李白这时有“西归”之意，但他想到自己“直道”而行的人生态度如不改变，是很难得到朝廷重用的。
“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两句是李白对汶上翁表示：“你的谈话没有任何意义，请不要说了，直道而行是我的一贯作风，即使像飞蓬那样示意飘转，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对汶上翁讥笑的回答，是李白高尚品格生动的艺术概括。他首先把讥笑者同自己作了尖锐的对比，然后明确提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在不同情况顾的原则立场。诗中塑造了鲁仲连这样一个功成不受赏的高士形象，其实这也是李白自己的形象写照。
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