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先写道观外貌；颔联诗人想象水精帘内睡美人的姿态；颈联写诗人欲飞上天去，向天帝倾诉自己对睡美人的情感；尾联幻想可以变成一只粉蛾，帖死在屏风上欣赏睡梦中的美人。这首诗由物及人，写景又由外及内，采用烘托、比喻、白描、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来再现无望的情感，笔致曲幽，意蕴丰美。
“镀镊故锦縻轻拖，玉篦不动便门锁”描写女子居所的大门的景象，刻画幽居的特色，以此来衬托女子的心理状态和诗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景象华美冷寂，暗示出女子的身份和生活状态。她一定是位幽居的贵家女子，过着孤寂冷清、与世隔绝的生活。“拖”字貌似悠闲之笔，实际上是通过细节描写女子生活的孤冷；“不动”，烘托出环境的寂静清冷。这两句作用着笔全在于外观，用意全在于大门之内。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鬟鬏”承上句外观，由外而内，将镜头推到卧室。诗人并不直接回答水晶门帘之内正在做美梦的是何种女子，而是宕开一笔，将目光投向盛开的芍药花。在艳阳高照之下，美丽的芍药红光荡漾。诗人不说女子是谁，却借芍药之美，比喻正在眠梦之人的姿容风韵。这盛开的芍药与睡梦中的美女子有着天然的相似点，尤其是那种艳而不妖、美而不娇的姿容，形象生动传神。盛开的芍药还可以正面衬托女子之美，烘托环境的安静。这两句虽然都是实写，暗里却是虚实相生，别出一种韵致；虽是疑问，实为设问，突出美人的风韵。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紧承对芍药的描写，转写抒情主人公的追求与阻隔。“飞香”承上“栏药”。在诗人的幻觉中，那流光溢彩的红芍药似乎摇漾飘散出缕缕芳香，冉冉升天；自己的一腔春思也追随着“飞香”，想上天去一诉衷曲。然而云梯十二，天门九重，既高不可攀，更深不可入。这两句全用幻设之笔渲染追求之殷与阻隔之严。由此又引出了最后两句。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接五、六句无望之申告。这两句是在申诉天帝无望的情况下突发奇想，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相恋之苦，哪知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之后却让人感觉更加无望。充最后两句采用了诗人比较擅长的实虚结合手法来写苦情，比直接表达更有力量。
全篇所写的内容，不过一贵家女子日高尚娇卧未起，而水精帘外的男子，则徒怀想望之情而不能亲近。诗人人不取写实之法具体铺叙情节场景，描绘姿容情态，而是用象征暗示手法，着意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强烈意绪。开头两句写女子所居的封锁幽闭环境，即已暗透难以亲近的意绪。三、四句于“水精眠梦是何人”的设问之后宕开写景，更使“栏药日高红髲𩭝”的景象成为水精眠梦之人的绝妙象征。它既能引发读者的美好想象，又避免了直接刻画描绘极易产生的靡艳，而抒情主人公强烈的想望之情，也因此流光溢彩的栏药而得到更含蓄而充分的表达。“飞香”二句，强烈的想望又进一步发展为执着的追求。“飞香上云春诉天”的想象也极富美感。结尾用“粉蛾帖死屏风上”来象征绝望的相思，并不给人以阴冷之感，而是显示出一种炽热痴顽的感情的力度。这首诗词采华艳、想象奇幻，但没有李贺诗中那种艳中显冷的色调，感情是热烈而执着的。
这是一首表达相思和孤寂之情的词作。
整首词前五句都是写景，对那位夜来无眠的愁人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通过愁人的耳之所闻，心之所思，身之所感等细节的描写，勾画出他此时的孤寂与无聊意绪。
夏天的衣服想必是较为单薄的，而词人在内悲凉之中，似乎也忘记了更换衣物，就这样穿着单衣来到庭院中。此时此刻，词人唯觉得八中悄然黯淡，左右环顾，看红色的栏杆围绕四同，改言又止之下，只是叹了一句，心中这样的情怀不知有谁知道。纳兰调是含素的，而有时甚至略显晦涩。“心悄悄，红阑绕”，若是有人相伴，则不会到这样孤寂无期的境地， 即使失眠，也能同游庭院中，清设闲话，或仅仅是陪伴也好神。
最后一句写情，将词中所酝酿的愁怨一下子抒发出来，令人动容。
全词通篇都使用了词人最为擅长的白描手法，空灵自然，景情俱到，篇末点旨，但景情俱到。整首词显得格外空灵自然。在篇末，搁下一个或许已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将全词孤清寂寞意境推向了顶点。全词表达了词人相思孤寂的情怀。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