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作于垂拱元年(685)诗人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司法参军途经巫峡时。诗人此次由太子詹事司直光崇文馆学士调出为梓州司法参军，是受从弟杨神让附徐敬业叛乱的牵连，带有贬谪的性质，因此心境郁悒，沿途写下的几首山水诗都有忧郁不平之气，而本诗是较典型地体现了作者当时的心灵活动的一篇。
全诗十六句，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写所见，后八句写所思。首四句总写巫峡的气势，先化用古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盛弘之《荆州记》)之意，叙述巫峡之长，然后通过对悬崖峭壁的描绘衬托巫峡之险：岩峦重叠一望无际，层层壁立的峭崖上摩云霄(苍苍，天色，出《庄子》)。三四两句用平视和仰视的角度展现了巫峡的幽深窅远和两岸峭壁的险峻。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曾这样描写三峡：“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杨炯这里显然是受其影响的，但诗人并没停留在这一般的描绘上，从第五句开始，诗人对巫峡的险状进行了具体刻划。“绝壁岩天险”四句应是写一处具体的险要，它岩立江中，上面长满青苔，就是在夜里也看得很清楚。下面流急浪险，哪怕没风也波涛喷激，令人心惊。这是诗人夜中乘舟途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看来诗人不知其地名。难以称名指实，但这么一来，就使得它由实变虚，部分地超脱了现实，带上一种象征意义——与诗人的境遇相映衬，成为仕途凶险的象征。
诗人遭到政治上的打击，远贬殊方。此刻面对巫峡风波之险，自然就联想到仕途的凶险莫测，于是一连串的感触油然而生。从第九句开始，诗转入后半部的情绪抒写，与前面的景物描绘构成对称的格局。“忠信”四句承上用比喻表达自己的信念：只要自己光明磊落，恪守着以忠事君、以信处世的准则，象这样泛舟历险又有什么可忧惧?“砥柱”在河南三门峡，俗称三门山，黄河分流包山而过，是水流极险急之处。“吕梁”即吕梁山，在山西省西部，相传大禹治水曾闢吕梁洪通黄河。“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两句一言其险，一言其远，泛言可以行于四方，化险为夷。诗人由行舟所历的天险联想到宦途所遭人祸，就信笔借行舟为喻，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虚实之间，过渡巧妙自然，了无痕迹。至此为止，诗中的情调一直是开朗自信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然而诗人毕竟身处逆境，当走上贬谪之途的此际，怎么可能没有一丝伤感呢，尤其是自己遭贬纯属无故株及，自不免怨愤不平。“美人”两句就表达了这种情绪。古诗中美人常用来比喻理想或君主、友人，这里是比喻君王，而以灵芝自喻，两句意思说自己远离朝廷，空有忠贞和才干不能进用、报效。托词虽婉，心情却颇为激切，诗人对自己忠而见疏、怀才不用的遭际深觉不平，可是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情下，听到峡中凄厉哀绝的猿啸，他不由得一阵伤感，潸然泪下了。《水经注》载：“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在这里将典故与现实、环境与心情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情景交融、联想丰富的艺术境界，读来令人对作者的遭遇产生深深的同情。
写山水而寄托自己的情思，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特色。在这样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不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而成为与作者的心境相感发相映衬的表现媒介。作者寄意于山水，是为了抒发情感，因此，诗中的景物描绘有时就不那么刻意求工。杨炯这首诗就是如此，它写景雄浑开阔而不求工细，为主体的情感活动构成了恰当的背景。
在这首咏史诗中，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巧妙地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编织在一起，虚构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象。
一、二句“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青雀，即《山海经》中的青鸟，诗中借喻为替西王母与汉武帝之间传递音讯的使者。青鸟，这任重致远的使者，向西方极乐世界飞去，却竟然一去未回，杳无踪迹。然而，异想升天的汉武帝依然长久地守候在集灵台，等待佳音。起句中的“竟”字精警地表达出汉武帝迷信神仙的痴呆心理：一心以为青雀西飞定会带来仙界好音，谁知一去“竟然”未回，这实在出乎他意料之外。诗人著一“竟”字，极其传神地透露了他这种执迷不悟的心理状态。接着于“长在集灵台”句中和盘托出他的求仙活动，开首两句诗，揭露了武帝迷恋神仙的痴心妄想，寓揶揄嘲弄于轻描淡写中，显得委婉有致，极富幽默感。
三、四句“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诗人进一步刻画汉武一心求仙而无意求贤的思想行径，文学侍臣司马相如有消渴病（今称糖尿病），因此水对于这种病人之重要，简直可以说是“救命之水”。但是，汉武只祈求自己长生而全不顾惜人才的死活，就是一杯止渴救命的露水也不肯赐给相如。结尾两句诗人拈出一个表示极大量的副词“最”与一个极小量的数词“一”作对比，前后呼应，便十分准确地揭露出这个君王好神仙甚于爱人才的偏执灵魂。讽刺辛辣而尖锐。诗里的数词已不仅表示量，而且还揭示质，蕴含深刻的思想意义。
《汉宫词》虽然咏汉代事，但和唐代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连。如果说，这首诗在讽刺汉武帝的迷信与昏庸这方面，写得比较明显而尖锐，那么，在讽喻唐武宗的问题上，便显得含蓄深隐，曲折而婉转。李商隐常以司马相如自况，如：“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等等。这首诗也是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不满唐武宗贬视人才。诗人用典精巧贴切，灵活自然，委婉地表达不便明言又不得不言的内容来，让辛辣的讽嘲披上一幅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织成的面纱，显得情味隽永而富有迷人的艺术感染力。
画障，就是屏风。按本诗诗意看，上官仪所题咏的乃是仕女画屏风。
首联描写画面上人物活动的背景。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水边盛开着桃花，临水耸立着一座凤凰楼，楼上高挂珠帘翠帐，精致豪华。桃花浦，暗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巧遇仙女的故事。传说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至桃花溪，迷路，遇仙女，留住半年。事见刘义庆《幽明录》。凤凰楼，暗用秦穆公为爱女弄玉和萧史建造凤台的故事。传说秦穆公时代，有萧史善吹箫，能招致孔雀、白鹤，秦穆公女儿弄玉喜爱他，嫁萧史，教弄玉吹箫，数年，其箫声引来凤凰，停在屋上，秦穆公为他们建造了凤凰台。事见刘向《列仙传》。这两句诗，连用二典，暗示画面景物乃是仙境，画中人物乃是仙女。
次联“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蔡女，即下蔡(今安徽凤台)的美女；燕姬，即燕地(今北京一带)的美女， 《古诗十九首》： “燕赵多佳人”。这两句是说下蔡的美女在水中移动着锦织的缆绳，唱着菱歌；燕地的美女在楼头挂起玉色的帘钩，眺望春景。诗句将丽质娇美的仕女放在骀荡的春景中作正面描写，蔡女、燕姬分承首联“桃花浦”、 “凤凰楼”。
颈联里的“新妆漏影浮轻扇”句，应“燕姬春望”，是说桃花浦水里浮动着刚刚打扮、手执轻扇的燕姬的倩影。漏影，燕姬的身影在楼台的缝隙中倒影在水里。“冶袖飘香入浅流”句，应“蔡女菱歌”，是说浅浅的水面上飘散着从蔡女艳丽的衣袖里发出的香气。这两句通过水面上“漏影”、“飘香”，从服饰这个侧面，烘托出画中美女的富贵华艳、婉媚冶丽。
最后二句用二则典故，分写凤凰楼头和桃花浦里美女的情态。“未减行雨荆台下”，宋玉《高唐赋》说，楚王游于高唐，梦见一位妇女，自称“巫山之女”，告辞的时候，对楚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荆台，即楚地的高阳台。这句是说画面上楼头美女的神情，不亚于高阳台下行雨的巫山神女。
“自比凌波洛浦游”，曹植的《洛神赋》描写洛水女神“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句是说画面水浦里美女的妩媚，可以与游于洛水中凌波微步的女神媲美。
本诗借助于对偶、用典等诗歌技巧，仅仅运用描写手法，表现了画面上的人和景，别无其他特色，反映我国早期题画诗的一般水平。 初唐时代的绘画艺术，继承隋代遗风，细密、精致、臻丽。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郑法士善于表现贵族生活，画女子“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画景物“金张意气，玉石豪华，飞观层楼，间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糅以杂英芳草”，整个画面“必暖暖然有春台之思”。从画的题材内容到画的气概意境看，都与上官仪所题咏的画障中所描写的景物与人物呈现的豪华富丽气概相一致。当然，上官仪诗并未明确说明此画的作者是谁，我们也无法论定上官仪所咏的便是郑法士画，不过，由此可以见出当时的为宫廷服务的画风。上官仪的诗风与这幅画的风貌甚相契合。整首诗富丽工整，写浦、写楼而用“桃花”、 “凤凰”附丽之，写缆、写钩而用“锦”、 “琼”修饰之，写妆而曰“新”，写袖而曰“冶”，精心修辞，追求字面的工丽华美，完全继承了齐梁余绪，充分体现出宫廷诗人上官仪诗歌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