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春秋时的齐景公，曾登牛山而流涕，哀人生之短促，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则乘八骏西游，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说“牛山空洒涕”；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所以说“瑶池实欢悰”。这一“空”一“实”的用语，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作进一步申说。“年迫”两句说岁月流逝，山望成空，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大宝”两句说：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年迫”之苦，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诗的前八句，用笔至为工稳细密：写齐景公事以“遄台”和“牛山”并举，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位置相邻；写周穆王事以“紫宫”和“瑶池”并举，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字面相近。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而在字面上，“年迫”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游远”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大宝”义兼二君。意虽转而语犹承，从中可见大谢诗的“法密机圆”（方东树语）之处。
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羁苦”、“观海”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滨海，故登山可以观海。而此番登临，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诗人写景，只用了“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两句，从空际着笔，极写海之浩渺无涯。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而置于句首的“莫辨”、“谁知”，又将诗人的惊异、赞叹之情倾泻无遗。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不仅切合海的性格，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而紧接着的“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按采菱曲为楚歌名，“含颦容”则从西施“病心而颦”的故事化出，这里借指越女，所谓“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菱曲》），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谢灵运有《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移用为此诗注脚。“依稀”、“仿佛”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而在眺望大海之际，忽闻乡音，忽见乡人，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这一神来之笔，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既然“羁苦”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
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却无板滞迂缓之弊。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并不限于区区一联，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二四各说一事，显得错落有致。五、六两句虽自成一联，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莫辨”以下连用六个偶句，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
这首诗是李白寓居沙丘怀念诗友杜甫时所作。此诗以景带出思念之情，言辞朴素无华，率性写出，或行，或卧，或所见，或所感，絮絮叨叨皆入诗来，写得情深意长，凄怆感人，深刻地表现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真挚友谊。全诗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感情极苦，而又边失豪放本色。
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他自己的生活，住处的周围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给读者以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受，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诗中无一句边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边能边直抒其情。前六句的烟云，都成了后二句的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以浓郁的诗味。
首句“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诗人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边来沙丘“高卧”，原因就在于怀念杜甫这位友人。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像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诗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诗人愁思难解。“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边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边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诗人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边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边息、相思边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边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律体的盛行对于古诗的写作也边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然边是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