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这首词作于宋亡以后,抒发飘泊沦落之悲情。此词写情愁,选景独出心裁,写情愁言愁之精妙,表达之条理。这使在词中平素并不显眼的词语,在词人笔下却显得幽默,有韵味。
“清明时节”二句,描写的清明时的雨,不是毛毛细雨,而成了哗哗大雨。恰在此时作者冒雨寻春,却被大雨所困,见到江边水急,浪潮翻涌。
“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雨洒梨花,本也是极美妙而又难得的一景,可是张炎并没有照实写来,而是反过来写梨花看人,而且是“冷看”。并且从她那冷淡的眼神中,词人还感受到一种责怪之意——人生于世能像你这样不思故土,而对他乡的山水花木如此痴情苦恋吗!这“遭遇”,这“责怪”,与词人冒雨出游之意,真是适得其反。而又有口难辩,上片至此也就戛然而止,可是无限辛酸,无限悲恨,尽在不言之中。这种赋予客观景物以情知而后翻写过来,更能收到曲笔深情、宛转有致的效果,因而在词中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手法。冒雨出游,观潮、赏花,本想借以忘忧,谁知”翻被梨花冷看”,没奈何,只有换个去处。
“燕帘莺户,云窗雾阔,酒醒啼鸦。”“燕帘莺户,云窗雾阔”是指歌妓舞女之所。雨中寻景不成,因而只能到莺啼燕舞的珠帘玉户消磨时光,一醉解千愁。然而醉乡虽好,难以久留,醉醒客散,只见归鸦啼鸣,人去楼空。
“折得一枝杨柳”二句,杨柳,古时清明节中家家户户门上插柳以祛邪。归去的途中,作者也随手折了一枝杨柳,但走至住所才恍然醒悟——浪流之人羁驻之旅,哪会有自己的家门呢?作者不禁感叹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一种天涯游子欲归无处,欲住无家的悲哀,猛然袭向心头。一枝无处可插的杨柳,满腹悲怨溢于词中,幽默中见无奈。词人用笔举重若轻,不见着力,是那么自然,用笔之巧,用意之妙,叫人拍案叫绝。
该词在表现上采取遣愁——增愁,也就是几番消愁愁更愁的矛盾,步步逼近主题,词的思路,情感的层次是很有条理的。词人往往用后面的个别词语,去暗示、交代前面省略的内容,只有把握全词,方可融会贯通。比如说,我们只有读到“酒醒”二字,才可了解“燕帘莺户,云窗雾阔”二句的全部含意;只有读到“归来”二字,方知上文云云,皆是出门之后的活动;只有读到“插向谁家”,方知这“归来”之处,亦非其家,方知全词所写乃客中遣愁。这些很不显眼的词语,一经词人的安排、组合,不仅成了前后照应、网络全篇的暗纽,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后示前、愈进愈明的结构。从而使那些寻常的题材,平易的语言,增添了婉转幽深的情韵。
温庭筠的八首《杨柳枝》描写的都是宫苑边的杨柳。这一首写的是春柳杏花之中,行人所触发的伤别之情。
前两句明写柳,而由柳触发起的别情却隐含其中。“南内墙东御路旁”一句,暗切杨柳。“须知春色柳丝黄”一句,明写柳色,柳丝嫩黄,置于绿的春色中,愈显娇美动人。此句似从李白诗句“春从柳上归”和“柳色黄金嫩”化出,为后两句张本。
后两句以报春的杏花之有情相衬,写行人仍然对柳最伤情,将别情点破。“杏花未肯无情思”,用杏花与柳枝对比,推进一层,说明杏花亦能含情。“何事行人最断肠”一句是写行人在杏花柳色之中,而最引人伤别的,还是柳枝,这就把柳色春思更推进了一层。最后一句用疑问语气,又未直接写柳,但因柳寓含情感,柳的艺术魁力,已在其中。
以往写离情的诗词通常借柳起兴,或见柳生情,而此词写行人离情虽然也是因柳而起,但中间以杏花相衬,于比较中将柳之牵动人情写深了一层。如此构思颇有新意,更耐寻味,堪称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