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春怨相思的情景。开篇二句写发、写面，虽明白但并不传神，是暗写侧描。三句“带恨眉儿”一语点破，不知何恨，不明白但却极传神，是抓住最具特点的细致景象进行正面描写，由一点入，见意更远。“攒”字是“带恨眉儿”的动作，用“远岫”喻之，不但妥切传神而且独具意蕴，“远岫攒”不可解，“眉儿攒”也不可解。此恨之深，此情之切，自可想见。后两句明白如话，直描其景，直问其情，虽问而不需答，“为谁”二字使前面不明朗的词旨一下子明朗起来，把何以成“恨”的不明白一下子明白开来。
这首词字字不及相思，但字字俱关相思，用形态写心情，用远山喻愁情，笔意清新，淡远幽长，画静而情活。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云：“以画家白描法形容一极贞静之思妇，绫罗之暖寒，非深闺弱质，工愁善感者，体会不到。”由此也可见李煜描摹形态、抒写情性的高妙水平。
这是一首别后怀念恋人之作。首两句描绘眼前之景。东风，点明节令乃微风吹拂的春季。东风日吹，气候日暖，柳枝日长，枝叶婆娑茂密起来，渐渐地将阡陌隐蔽起来，再加是在月光朦胧的夜间，往日一览无余的道路，在柳枝的掩映下，似乎变得神秘起来，悠长起来，有如一条无穷无尽的绿带，盘绕于田野，这是白天所见；一片轻云掩映下，月光暗淡多了，在暗月的辉映下，白日盛开的花儿似隐似现，显得不那么饱满了，这是夜晚所见。两句细腻地刻画了春光灿烂时节的美好景象，为下文的伤怀、回首起了铺垫。
“应念画眉人，拂镜啼新晓”，在这月色朦胧的夜景，满怀羁旅愁情的词人心里不能平静。尤其是当此春风轻拂，柳枝飘摇之时，词人敏感的心灵一阵颤动，不由得想起了远在京城的恋人：此时此刻的她，一定也正陷入对自己的深深怀念中，分别愈久，悲愁愈增，昔日风采当因别后彻夜未眠的相思而黯然失色，以致清晨拂镜自照时，常会因亲睹自己消瘦的面容而悲声啼哭。这两句全从对方设想，写得隐微含蓄，前句写其思，后句写其清晨理妆时的啼，包含无限潜台词和暗场戏，曲曲传达出女主人公幽微隐约的心理。
“伤心南浦波，回首青门道”。这两句回忆别时情态，兼点恋人所在。前句重写留者，后句重写去者，既写对方，也写自己，层层推衍出上片思念之因。按相思相守多日，故当时分别，深感再逢杳杳无期，留者固情意缠绵，黯然伤神，去者亦恋恋不舍，一步一回首。但去者又不得不去，留者又不能不放，当此之际，那种凄哀悱恻的别离神态于作者的刺激真是太强烈了，以致在头脑中留下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印记，至今尚记忆犹新。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分离已久，可思而不可近，可念而不可即，唯分别时身穿绿罗裙的倩影，最为醒目，最为亲切。羁旅生涯中，每逢随处可见的芳草绿荫，总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仿佛那荫荫碧草，就是她那身着绿罗裙的可爱身影，飘飘荡荡，幻化而成。春天的芳草，时时都有，处处可见，所以，这种对恋人深刻的眷恋感，似乎时时处处，都能得倾注，获得满足。这两句，实际源于五代牛希济《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原句，但牛词中的两句，是作为女主人公与男友分别时的叮嘱语出现的，贺铸原封不动拈用牛词原句，主要是抒发与情人长久分别后男主人公的一种心理活动。他采用巧妙的移情手法，借助于绿色这一特殊的色彩，将现实中的人与自然中的景紧密结合起来，使遥远的空间与悠久的时间借助于想像的翅膀相连结，作者对恋人的思念，亦似乎借助于随处可见的芳草绿荫，得到了一种充分的心理满足。然想像归想像，现实归现实，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作者相思的苦痛透过这种貌似轻松的洒脱语而愈显强烈，这也正是这首词的艺术魅力的体现。
“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钓鱼台，即浙江富春江畔名隐士严子陵之钓鱼台。“野鸥猜”，典出《列子·皇帝》：“海上之人有好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典本说人若有世俗机巧之心，鸥鸟则不肯与之做伴。此句有自愧之意，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寄身官场潜规则的想法，不如酸斋清俊脱俗。“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今日终于重上钓鱼台，只见白云悠悠，青山隐隐，忍不住开怀畅饮。“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畅饮过后，张可久审视平生，觉得自己俗心未绝，尚称不上真正的隐士。扪心自问，自己尽管长期寄身官场之中，却并无伊尹、周公那样的安邦济世之才；尽管喜欢饮酒，却又不如刘伶、阮籍那样忘情；尽管终生填词作曲，但那些“清词丽句”早被李白、杜甫用完了，自己仅能拾其牙慧、替其还“债”而已。这三句的“自我检讨”，看似自嘲意味甚浓，实则暴露了张可久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酸楚：回首人生，竟无一事可引以自得！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猿啼，声噭噭，又高又急，似哭似号，为哀音。郦道元《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西湖山上，野猿哀啼，声音急切，唤我归去。“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二十年来，多少风流人物辈出。但时间兀自向前，不论是谁，都如花落花开般消长，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生命从来无须固执。“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然而，当目光转向那高耸入云的中兴名将拜将台时，终难抑制内心充溢的壮志。星汉灿烂，皆藏我袖；安邦妙策，皆著我心；而那烟花风月迷魂寨，能奈我何！“酸斋笑我”，酸斋早已体会到退隐之乐，看到我此时既羡慕又扭捏的样子，心领神会，故而不免“笑我”。“我笑酸斋”，这个“笑”字里隐含的情感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畅快的笑，自己受酸斋影响，欲步酸斋之后，自然也就笑出声来。它又是一种羡慕的笑，有多少人能像酸斋那样无忧生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欢喜的事呢？它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苦笑，自由是酸斋的，我什么都没有，还必须为了生活继续在宦海淹留。“我笑酸斋”张可久只在笑。不着一言，却胜千书。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