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作者的倾向不便明言,于是便借鉴了古代诗人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这就使得全诗既闪烁着诗人的奇情异彩,又显示出其批判政治现实的锋芒,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诗一开始,就用奇幻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梦登河汉的情景:“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灿烂的银河、闪烁的群星,在诗人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诗人情不自禁地轻曳脚步在银河两旁巡礼,于排列有序、熠熠争辉的繁星中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两句诗表面上若不经意,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为后文议论埋下伏笔,于此可见作者诗思的慎密。
“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这两句是由写景到叙事的过渡。从中既透露出诗人内心郁积已久的对人间百事不解的迷惘;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对从天上求得答案满怀着希望。
接下去,诗人却笔锋陡转,用充满夸饰的色彩,勾画了天神威严可怖的形象:“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这样一个目光如电、身着黑衣、左右又盘结着蛇和鳖的神官形象,较之屈原《离骚》中不予开门的“辛阍”和李白《梁甫吟》中发怒的“阍者”,都刻画得更为具体,也更具有威慑力。他的出现,为方才还明净神奇、充满浪漫情趣的天空涂上了一抹阴森的色彩,使诗人从对仙境的陶醉中猛醒过来,生出“我心恐且怪”的惶惶不安之感。这里,天上神官的象征意义虽未点破,但在其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已蕴含着对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面对突然出现的挣狞可怖的“威灵”,诗人仍然斗胆发问,显示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一连五问,以排比的句式、充沛的气势喷射而出:“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这一连五问源于《诗经·小雅·大东》。在那首著名的讽刺诗里,历数了一系列天文星象,说织女不能织;牵牛不能拉车;北斗杓星不能舀酒浆,箕星不能簸扬,指出它们徒有虚名而不切实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指出:有牛不让拉车;有织女不让缝衣裳;有斗不让挹酒浆,有舌而不得言。暗喻朝中贤士有用的不能见用,有言责的不能进言,唯有恶人却可以像箕星一样任意簸扬其恶,肆虐猖狂。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以其痛快淋漓的发问尽情倾吐了胸中的不满及讥讽,并猛烈抨击,将全诗推向高潮。不仅集中表明了作者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态度,而且显示出他深邃犀利的思想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接下去写神官的回答却使诗情陡然下跌。他的话两句一顿,层层递进:“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子王?”意思是说:“天上的事本来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何苦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名实不符之事问个明白,哪里是我不肯告诉你,只恐天机泄漏给你,于你反有不祥。这其中的奥秘不难弄懂,譬如人间有种种荒谬不平之事,难道你敢统统拿去话问王者吗?”神官的这几句话虽是劝告之辞,却揭示出丰富深刻的道理,它一方面表明大千世界到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间如此,天上亦然。同时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两句直接点醒正意,有力地批判了权奸当道、阻塞贤路、打击贤臣、实行恐怖高压的黑暗政治现实。
仙境倏然消失,梦亦随之破灭,诗至此戛然而止。作者在这里没有多费笔墨交代梦醒后的感想,但透过“残灯荧空堂”这凄清而悲凉的景象,表现出作者那失意怅惘的心情。然而尽管如此,全诗最突出的却是作者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从心底发出的不平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呼声,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将它扑灭。诗人的斗争精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内容充实,想象奇特,一气贯注而又跌宕生姿,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曾说:“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这首《梦登河汉》诗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歌主张。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