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蜕园、朱金城指出这组诗同储光羲《临江亭王咏》词意相似,都是怀古概今、忧伤时事之作,显有弦外之音(《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
第一首描绘金陵城的壮险形势以寄慨。诗人一落笔便流露出深沉的吊古伤今之情。起句“晋家南渡日”概括了西晋末的一场历史浩劫。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前汉刘聪的相国刘曜引兵攻陷洛阳,怀帝被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汉兵烧杀抢掠,掘陵墓,焚宫庙,将洛阳变成一片废墟。是年,汉兵又攻占长安。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而今,李白游金陵之时,自范阳起兵的安禄山已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北方人土纷纷携家南渡,避乱江东。历史好像重演了西晋永嘉年间的故事。因此,这一句诗犹如惊雷劈空而来,撼人心魄,表明了当时唐王朝已面临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严重局面。次句“此地旧长安”,饱含着诗人对胡骑践踏京都长安的悲痛。金陵此地,今日依然是歌舞昇平气象,这正像昔日的长安。诗人没有说如今长安是怎样一副局面,他是不忍心说。这里可参照诗人在《永王东巡歌》中所描写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情景,想象当时长安的悲惨境地。
颔联写金陵城的陆地形势。上句说,金陵为六朝帝都,这里遗留着帝王住宅、巍峨宫阙。金陵城东有钟山,城西有石头山。王琦注引张勃《吴录》载,诸葛亮曾称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下句说,钟山和石头山犹如龙蟠虎踞于金陵东西,气象雄壮。这一联在写景中显现出金陵城历代的繁华,宫廷的伟丽,王朝的兴盛,山势的壮观。诗人倾注了对祖国锦绣山川和悠久帝都的热爱之情。颈联写江面。金陵城北是空阔长江,主与钟山争雄。由于有长江限隔南北,金陵历来易守难攻,号称“天堑”。然而,六朝的末代统治者都是奢侈淫乐,不修内政,专恃天险,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但结果无一不导致金陵失陷而亡国。李白眺望着滔滔江流,回顾历史,联想当世,不由得喟然长叹。这两句含蓄地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其意蕴正与后来诗人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以精辟议论道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相同。这里写的是“金陵空壮观”,其实诗人是暗讽“长安空壮观。”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也没有能够阻遇安史叛军长驱入关攻占长安,以致重蹈六朝的复辙。“空”字可谓意味深长。“天堑净波澜”句,又透露出李白对平定叛乱的思考。瞿、朱二先生曾指出,《金陵三首》“当与《永王东巡歌》合看。”他们在《永王东巡歌》的按语中说:“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因为此后不久,李白就加入了永王李璘军幕并献奇计,力主永王据金陵为根本,而后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颠覆安史老巢。可以推想李白写“天堑净波澜”句时,对于据有长江天险的金陵城面临的重要战略地位已有所预见,并作了思考。
然而,写这组诗的时候,李白还是流落江湖的布衣诗人。他自负有谢安之志、王佐之才,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可想而知。尾联写他正在吊古伤今之际,忽然听到从江上舟中和江岸歌楼酒馆传来一阵阵软媚的吴歌声。诗人痛感在这衰世之年,竟仍有人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照旧声色歌舞,寻欢作乐。他实在不愿听这种靡靡之音,于是令船家转棹而去。这里的“醉客”,是诗人自喻。说是“醉客”,其实他是最清醒的。这一联运用倒卷笔法,先写醉客回桡而去,再点出吴歌自欢,这样就更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当时享乐腐败世风的辛辣讽刺,他的深沉悲痛和无限感叹。这里的意蕴,同刘禹锡的“《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和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正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首用盛衰对照手法,抒写兴亡之感,借以示警当世。首联以倒装句式,描绘金陵城依山环水的地理形势。颔联写六朝兴盛时期,金陵城人户百万,朱楼夹道,一片富丽繁华景象。颈联一转,感叹亡国后满城春草萋萋,王宫埋没于古丘,触目荒凉、衰败。这两联一盛一衰,前后映照,包含着极深的历史教训。尾联描绘惟有那亘古不变的后湖月,仍旧照着湖波上那个荒凉冷落的瀛洲岛。这一幅清冷,朦胧的景色,融合着诗人对于故国萧条、人事变幻的深沉感伤。余音袅袅,发人深思,引人遐想。
第三首直以六代兴亡喻指唐王朝盛衰。首联即以唱叹出之。诗人为六代忽兴忽亡之国浇洒三杯美酒,唱一曲悲怆挽歌。颔联巧妙地将眼前的金陵城与心中系念着的洛阳、长安联系起来写。从字面上说,这两句不过是写由于历经兵燹,金陵的宫苑多已坍塌荒芜,比起秦地即长安来是少了;但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却同洛阳一样多。其实,内在的深层含意是说:宫苑如林的长安城而今只怕在胡人的铁蹄下已化作一片废墟、焦土了。东都洛阳四周虽有群山作屏障,却因当政和握兵者的昏庸无能早已沦落;金陵城的山峰同洛阳一样多,到底能不能坚守得住也是难说。诗人的感慨藏而不露,寄寓在仿佛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之中。这一联是叹今。颈联接写对历史陈迹的凭吊。吴国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而今长满了野花荒草;当年东晋深宫中的绮罗珍宝,也早已荡然无存。言外之意是说,这一代代的王朝衰亡得如此迅疾,已足以使人深思,警醒。尾联总束一笔,感叹六朝繁华已尽随人事而灭,好像与长江的碧波一道向东流逝,一去不返。诗人在第一首诗中,还只是通过“金陵空壮观”暗示国家兴亡不在于山川形势的险要;而在这里他已用“人事”一词,点出了社稷的存灭取决于人事。这是组诗画龙点睛的一笔。结句展现长江沧波,无休无止,滚滚东流而去。这正是诗人不可抑止的滚滚心潮。这个结尾犹如“临去秋波”,情绪无限悲凉,意境浑茫、渺远。
总的来看,李白的《金陵三首》以十分简括、浓缩的笔墨,选择了很少的带象喻性的金陵景物意象,巧妙地将它们衔接、映衬与对照,使之容纳了大跨度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抒发出吊古伤今、借古鉴今的丰富情思。三首诗的情调慷慨悲凉,意境壮阔深远,深深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李白作诗任情而写,挥洒自如,不喜受声律约束,尤擅于七言古风。他写律诗,也常运古诗之气格入律,使律中有古,对中有散。《金陵三首》中,有颔联不对仗的,如“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有颈联不工对的,如“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也有首联对仗的,如“地拥金陵势,城迥江水流。”可见他对仗不拘常格,纯任自然。这三首五律写得自然流走,有飘逸之致,节奏明快而不平直,语意斩截而不浅露,词采清丽而又雄健。它没有杜甫五律组诗那样描写工致,格律谨严,章法缜密,沉郁顿挫。它是疏宕的,粗线条的,大写意和大概括的。它虽非李白的代表作,却是唐代诗人中较早地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的佳篇,对于后来刘禹锡、杜牧等人的金陵怀古咏史诗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在一个秋晚,道途仆仆的诗中主人停车阴山脚下,对着苍茫景色,顿生思古之幽情。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云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这一传说故事,充满了奇异神话色彩,《卿云歌》的主题,则反映了先民向往的政治理想。 全诗三章,由舜帝首唱、八伯相和、舜帝续歌三部分构成。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风流,辉映千古。
首章是舜帝对“卿云”直接的赞美歌唱。关于“卿云”之名,《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在古人看来,卿云即是祥瑞之喜的象征。“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若云若烟,卿云灿烂,萦回缭绕,瑞气呈祥;这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旦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更明显寓有明明相代的禅代之旨。圣人的光辉如同旦月。他的受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阳光普照、万里光明。这与其说是舜帝的歌唱,毋宁说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
次章是“八伯”的和歌。八伯者,畿外八州的首领。这里当指舜帝周围的群臣百官。舜帝首唱“卿云”,八伯稽首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旦月光华,弘于一人!”他们进而赞美上天的英明洞察,把执掌万民的大任,再次赋予一位至圣贤人。这里对“明明上天”的赞美,也是对尧舜美德的歌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今者虞舜,效法先圣,荐禹于天,以为后嗣。没有尧舜的美德,就没有禅让的美谈。尧舜之举比起明明上天,更值得称颂。
舜帝的赓歌,则表达了一位圣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十二句可分三层。前四句以“旦月有常,星辰有行”作比,说明人间的让贤同宇宙的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中四句叙述“迁于贤圣”的举动,既顺从天意也符合民心。可谓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表现了虞舜功成身退的无私胸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夏禹即位之时,自感“精华已竭”的虞舜,却毫无声息地泰然“褰裳去之”。只此两句,一位崇高伟大的圣贤形象,便跃然纸上。
尧、舜禅让,载于《尚书》,《卿云》之歌,流传秦季。而尧、舜均属传说人物,舜歌《卿云》,颇难征信。很可能这是身处战国、秦季乱世,目睹争夺劫杀,而向往礼让治世者的代拟之作。不过,自战国、秦汉以来,禅让传说和《卿云》之歌,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对形成以礼让为美德的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论“唐虞之让国”时写道:“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亡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中国文化史》)。这对认识《卿云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颇有启发。
在艺术上,《卿云歌》辞藻华美,意境超迈,孕育骚赋句法,足可与《诗》之《雅》、《颂》媲美。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