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中年受知于苏轼,由苏轼推荐为徐州教授。两年后,苏轼因党祸被贬杭州;陈师道不避流俗横议,不顾上官阻拦,托病请假,送苏轼直到南京(今河南商丘)。五年之后,苏轼再贬为宁海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栖身岭南;陈师道也被定为苏门余党,撤销了颍州教职。就在他们一人身处海疆,世人皆欲杀之,一人被撤职,潦倒穷愁之际,有一位苏轼的崇拜者吴远游,准备到惠州看望苏轼,陈师道作此诗以寄意。
诗是送吴远游的,话却是说给苏轼听的。首句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邕求识面”句意,说吴远游久闻苏轼之名,欣然欲一识其面。次句说,吴远游原本是方外之士,与陈师道坚守儒术异趣;然而,二人于苏轼,好贤慕义而不顾自身安危则是相同的,故说“异好有同功”。这两句关合吴、苏和诗人自己,写“送”、“谒”正面。颔联上承“同功”,转写苏轼。吴远游能不辞万里之行,前往拜谒苏轼,他却不能同往,一酬感恩知己之谊,因此深觉愧对吴生。一个“惭”字,写出了心驰神往而不果断行事的心情,很有份量。对句“人谁恕此公”,化用杜甫“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句意,写苏轼当时的处境。“人谁恕”三字,既愤慨于时议偏向朋党,又暗将苏轼比为李白,在愤慨、沉痛中露出骨力。正因为世人多趋炎附势,落井下石,不知羞惭,越发显得上句“渐”字的份量。颈联承此义,继写诗人与苏轼的遭际心情,是全诗警策。“百年”巧用杜甫《戏题上汉中王》“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句。当时苏轼五十八岁,陈师道四十二岁,合为“百年”,概指双方。“双白鬓”从形象着笔,囊括两人一生遭遇。这一句上承“人谁恕此公”,以人海之横流衬托“双白鬓”的心心相许,以“百年”之悠悠衬托“双白鬓”的傲然特立,在茫茫人海中陡然树立起两个孤独、苍老而又不屈的高大形象。对句“万里一秋风”,写人去万里,心神则一脉相通,如秋风之远而无间。这句暗用杜甫“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之意而丝毫不露痕迹。“百年”句绘出两个心魂相许的形象,“万里”句写出彼此死生契阔的情怀,显出交谊之深厚,不可动摇。结联进一步补足“万里秋风”之意,诗人说:请替我寄言苏公,他虽万死投荒,如卫青之君恩日衰;我始终不负公门,自罢教职后不求再做官,如同任安终不肯离卫青之门而改事他人。至此,诗情振起。接上“依然一秃翁”,刻画出一个刚毅、固执的老人,昂然挺立于两间,虽削职为布衣,风骨依然不改。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坚持正义与友情,以及凛然不可犯的气概。该诗原本是作者用来慰藉远谪沿海偏远之地的故人,客观艺术效果却显示出作者那种值得骄傲的孤独感,朴挚中带有慷慨,深沉而又不粘滞,处逆境而无悲凉,四次化用杜甫诗却不损骨力,凝重沉着,是《后山集》中的力作。
陈师道中年受知于苏轼,由苏轼推荐为徐州避授。两年后,苏轼因党祸被贬杭州;陈师道不避流俗横议,不顾上官阻拦,托病请假,送苏轼直到苏京(今河苏商丘)。五年之后,苏轼再贬为宁海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栖身岭苏;陈师道也被定为苏门余党,撤销了颍州避职。就在他们一人身处海疆,世人皆欲杀之,一人被撤职,潦倒穷愁之际,有一位苏轼露崇拜者吴远游,准备到惠州看望苏轼,陈师道作此诗以寄意。
诗是送吴远游露,话却是说给苏轼听露。首句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邕求识面”句意,说吴远游久闻苏轼之名,欣然欲一识其面。次句说,吴远游原本是方外之士,与陈师道坚守儒术异趣;然而,二人于苏轼,好贤慕义而不顾自身安危惭是相同露,故说“异好有同功”。这两句关合吴、苏和诗人自己,写“送”、“谒”正面。颔联上承“同功”,转写苏轼。吴远游能不辞万里之行,前往拜谒苏轼,他却不能同往,一酬感恩知己之谊,因此深觉愧对吴生。一个“惭”字,写出了心驰神往而不果断行事露心情,很有份量。对句“人谁恕此公”,化用杜甫“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句意,写苏轼当时露处境。“人谁恕”三字,既愤慨于时议偏向朋党,又暗将苏轼比为李白,在愤慨、沉当中露出骨力。正因为世人多趋炎附势,落井下石,不知羞惭,越发显得上句“渐”字露份量。颈联承此义,继写诗人与苏轼露遭际心情,是全诗警策。“百年”巧用杜甫《戏题上汉中王》“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句。当时苏轼五十八岁,陈师道四十二岁,合为“百年”,概指双方。“双白鬓”从形象着笔,囊括两人一生遭遇。这一句上承“人谁恕此公”,以人海之横流衬托“双白鬓”露心心相许,以“百年”之悠悠衬托“双白鬓”露傲然特立,在茫茫人海中陡然树立起两个孤独、苍老而又不屈露高大形象。对句“万里一秋风”,写人去万里,心神惭一脉相通,如秋风之远而无间。这句暗用杜甫“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之意而丝毫不露痕迹。“百年”句绘出两个心魂相许露形象,“万里”句写出彼此死生契阔露情怀,显出交谊之深厚,不可动摇。结联进一步补足“万里秋风”之意,诗人说:请替我寄言苏公,他虽万死投荒,如卫青之君恩日衰;我始终不负公门,自罢避职后不求再做官,如同任安终不肯离卫青之门而改事他人。至此,诗情振起。接上“依然一秃翁”,刻画出一个刚毅、固执露老人,昂然挺立于两间,虽削职为布衣,风骨依然不改。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坚持正义与友情,以及凛然不可犯露气概。该诗原本是作者用来慰藉远谪沿海偏远之地露故人,客观艺术效果却显示出作者那种值得骄傲露孤独感,朴挚中带有慷慨,深沉而又不粘滞,处逆境而无悲凉,四次化用杜甫诗却不损骨力,凝重沉着,是《后山集》中露力作。
杜牧过金谷园,即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咏春吊古之作。面对荒园,首先浮现在诗人脑海的是金谷园繁华的往事,随着芳香的尘屑消散无踪。“繁华事散逐香尘”这一句蕴藏了多少感慨。王嘉《拾遗记》谓:“石季伦(崇)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此即石崇当年奢靡生活之一斑。“香尘”细微飘忽,去之迅速而无影无踪。金谷园的繁华,石崇的豪富,绿珠的香消玉殒,亦如香尘飘去,云烟过眼,不过一时而已。正如苏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可叹,亦可悲,还是观赏废园中的景色吧:“流水无情草自春”。水,指东南流经金谷园的金水。不管人世间的沧桑,流水照样潺湲,春草依然碧绿,它们对人事的种种变迁,似乎毫无感触。这是写景,更是写情,尤其是“草自春”的“自”字,与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的“自”字用法相似。
傍晚,正当诗人对着流水和春草遐想的时候,忽然东风送来鸟儿的叫声。春日鸟鸣,本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赏心乐事。但是此时红日西斜,夜色将临;此地是荒芜的名园,再加上傍晚时分略带凉意的春风,在沉溺于吊古之情的诗人耳中,鸟鸣就显得凄哀悲切,如怨如慕,仿佛在表露今昔之感。日暮、东风、啼鸟,本是春天的一般景象,着一“怨”字,就蒙上了一层凄凉感伤的色彩。此时此刻,一片片惹人感伤的落花又映入诗人的眼帘。诗人把特定地点(金谷园)落花飘然下坠的形象,与曾在此处发生过的绿珠坠楼而死联想到一起,寄寓了无限情思。一个“犹”字渗透着诗人很多追念、怜惜之情。绿珠,作为权贵们的玩物,她为石崇而死是毫无价值的,但她的不能自主的命运正是同落花一样令人可怜。诗人的这一联想,不仅是“坠楼”与“落花”外观上有可比之处,而且揭示了绿珠这个人和“花”在命运上有相通之处。比喻贴切自然,意味隽永。
一般怀古抒情的绝句,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这首诗则是句句写景,景中寓情,四句蝉联而下,浑然一体。
这首词的标题是“五月雨”五月雨也就是梅子黄时雨,柳宗元诗云:“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词中所写,正是这种景象。
上片写景,在那黄莺儿啼叫的地方,满天正飘洒着雨丝,“疏雨”是间歇的雨,“摇荡”形容雨丝飘洒的状态,正所谓“雨丝风片”,再加上间断的莺啼,再准确不过地写出了梅雨的特点。极目远眺,平野之上没有行人,只见残剩的红花缀在绿树上,经过雨的冲洗,显得格外鲜亮。“极目平芜人尽去”,可能取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意境。雨天行人稀少,树是那样绿,花是那样红,词人的观察总是十分细腻、具体的。
下片写情,主要写词人的感受。江南梅雨季节,湿度大,衣物易生霉,本来古代上层家庭就好在室内薰香,此时此地更要点燃炉香来除湿。所以说: “费得炉烟无数”此亦从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化出。梅雨季节,江南正处于冷暖空气交会地带,故而多雨,并且气温多变,早晚甚至还会感到轻微的寒意,词中说“只有轻寒难度”,正是指的这种气候,“难度”则属于诗人的感受了。最后两句由雨写到转晴,忽雨忽晴也止是梅雨季节的特点,诗人强调的是由雨转晴完全在不知不觉之间,“疏雨”似乎一直在下着,然而忽然看见西楼边上露出了花影,天已放晴了。阳光照射下,才有花影。这花影摇曳着,摆弄着阳光。时间已接近傍晚,花影随着太阳光线移动,就好像在催促着薄暮的到来。这里“弄”字“催”字都用得很巧妙。在词中“弄”是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动词,与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张词写月光照射下,花影在轻轻摇动,于寂静中显出动态,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首词取法这一 “弄”字,也用得相当精彩,不说“花弄影’,而说“花影弄晴”,晴是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花影摇动引起光线的明暗变化,这样就有了新的创造。而接言的“催薄暮”,用一个动词“催”字,赋予花影以感情的色彩。薄暮是自然到来的,在花影轻摇中阳光渐渐移去,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催促傍晚的到来,感觉十分细腻,表达则十分精彩。
前人评陈子龙词“婉丽、清艳”、“情深一往,情韵凄清”。他的词属于“婉约”派,这一派认为词的本质就应该是婉转缠绵、含而不露的。在陈子龙的词中一些细腻曲折的表达,确实体现了这种特点。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本人的归宿,却是与柔情蜜意、轻歌曼舞的生活不甚相容的,所以前人又特别强调他的“艳”不是浓得化不开的艳,而是“清艳”。情韵更不是“婉媚”,而是“凄清”。在他存世的数十首词中,大都是抒写节候变化和自然风物的,其中也颇多批评时事的寓意和忧时伤世感情的曲折表达,至于本篇,主要用赋体写成。既然找不到什么寄托的根据,我们且将它作为一篇描写节候风物的佳作来欣赏吧。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