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十四句。开头的四句,是自写,写自己饭僧前的忙碌。饭僧成为王维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他所迎的是远道而来的高僧,故而特别地殷勤而隆重。“先期扫弊庐”,诗人提前打扫房屋,就为了等候这些远行而来的僧人。
中间六句,写“云峰里”来的高僧。覆釜山的高僧们终于被盼来了。这些僧人们果然不同凡俗,他们的物质需求极低,却异常地虔诚,也异常地专注,除了看道书、诵佛经外,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最后四句是写禅悟。“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写其彻悟。诗人在与高僧们的交流中,享受空门、山林的幽寂之乐。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彻悟到真正的乐事乃寂灭与涅檗,明心见性,即事而真,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湛然常寂”的境界禅宗圆通静达的启悟。这也使其除去了一切世俗妄念的执,因此,现实中的生命与物质便空幻虚无而显得不重要了,生成了“思归何必深”的处世遇物的生存智慧。这样的收束,类似谢灵运诗的玄言尾巴。其实,王维诗中也有些这样的“尾巴”,因为他也太想将自己的禅悟禅悦直白地表达出来,并传达给世人。
崔颢向以使李白也为之叹服的《黄鹤楼》诗著名。如果说《黄鹤楼》诗是以日暮思归的真挚乡思动人心魄的话,那么这首《题潼关楼》则是对雄伟山川的赞叹和由此产生的广远深沉的忧虑,表现出崔颢诗歌风格的另一方面。
开始两句“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表现出诗人匆匆登临的情形。诗人在骑马赶路到达潼关时,恰逢雨过天晴,原本疲倦的精神忽然为之一振,于是歇马登上“津楼”(即潼关城楼,面对黄河),眺望山川。两句说明行色匆匆,写来却从容不迫,“逢”字、“上”字,安排得次第井然,而且别有一种挺拔劲健的感觉,引出下文的雄伟气势。
中间两联,写登楼眺望所见,正面表现潼关形势的险要和山河的壮美。“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前一句说从楼上望去,潼关内外,群山连绵起伏、威武雄壮地护卫着“三辅”之地。“三辅”,本指西汉时期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长安以东;左内史为左冯翊,治长陵以北;都尉为右扶风,治渭南以西。这里的“三辅”,指唐代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后一句是说,潼关的大门紧紧地把持着“九州”。“九州”本指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这里是指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两句突出“关门”的险要,作者先在前一句勾勒出雄伟的山势,描绘出壮阔的背景,然后在这重峦叠嶂的背景上刻划出“关门”,前有“三辅”,后有“九州”,中间用生动形象而有力的“扼”字连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势,跃然而出。“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这两句从描写关势险要过渡到交通,是上一联诗意的延伸。“川”即平野。潼关一带,在乱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平原,从关中向“陕路”通去。“陕路”即陕州之路,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河”即黄河,在古潼关北面,黄河之水由北而南向华阴县流来,然后在潼关和对面的风陵渡之间,忽然折向东,滚滚流去,卷起滔滔洪波。一个“绕”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黄河的走势,形成磅礴的气势。中间四句,分别从群山、关门、川原和河流,描写了潼关的地势,这些景物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派极为雄浑苍莽的特有境界。诗人还通过“三辅”、“九州”、川原、河流,将潼关与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造成一种壮阔宏大之势,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潼关地势的险要。
最后一联,诗人融情于景,“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诗人面对如此险要的关隘,眺望着雄伟的山川,不觉已晚,黄河之上、群山之中渐渐升起了暮霭,在轰然如雷的黄河涛声中,显得一片苍凉。触动了诗人的愁绪。这里的“愁”字包含着浓郁的乡思,因为作者一开始就点明了自己是在“客行”,行役之人时值“向晚”,产生思乡之念,但这里的“愁”,又不仅仅是乡思。在潼关楼上,面对从古至今如此险要的关口,作者自然也会产生怀古伤今之意。朝廷政治的腐败、藩镇作乱的迹象,都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诗里也隐含着作者对国事的殷忧。因此,作者在潼关楼上的“愁”,深沉而复杂。
这首诗气象雄浑,意境悲凉,与《黄鹤楼》相比,格律上更加严谨工整,手法上显得含蓄蕴藉,别具一种深沉凝重的风格。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这是一首旅途思家的古诗。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归家途中遇雪、独居旅店时的情形,表达了想念家人、盼望回家的迫切心情。全诗质朴无华,情感真挚。
该诗第一句是环境描写。“雪屋”“灯青”“枕孤”,从纸面上就透出了寒冷凄清,渲染了诗人的心境。“雪屋”一词显得很重,可以想见雪大、雪厚,以至道路阻隔,为后面三句作了铺垫。越是路途阻隔,诗人想念家人、盼望回家的心情越是急切,以至于幻化出一幅幅清晰生动、视觉可见的场面。
“ 了了”二字,写出了诗人的目光似乎真的透过了沉沉夜幕、纷纷大雪,清楚地看见了归家的道路和家中儿女盼望父亲的脸庞。最后一句“十月初旬得到无”,通过儿女们的天真发问,表现了诗人屈指计算归程的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