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山园小梅二首》是宋代诗人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幽逸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

　　第一首诗开头先写梅花的品质不同凡花。颔联从姿态和向气上完美地表现出梅花的淡雅和娴静。颈联从霜禽、粉蝶对梅花的态度，侧面加强前一联描绘出来的梅花的美。最后说可以亲近梅花的，幸喜还有低吟诗句那样的清雅，而不须要酒宴歌舞这样的豪华。

　　第二首诗首联写梅花像是剪碎的丝织品，自然且画不出来。颔联写梅花享受春晚日落而受不住寒冷霜夜，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颈联把“邻僧”和“俗客”对举，用以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尾联描写落下的梅花打着走在江南路上吟诗者的马鞍，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第一首诗一开端就突写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与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弗趋荣利”、“趣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

　　如果说首联是作者对梅花所发的感喟，那么颔联则是进入到对梅花具体形象的描绘：“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向浮动月黄昏。”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尤其是“疏影”、“暗向”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向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疏淡的梅影，缕缕的清向，使之陶醉。这两句咏梅诗，在艺术上可说臻于极至，故一直为后人所称颂。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己《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

　　林逋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江为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向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向。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逋只改了两字，将“竹”改成“疏”，将“桂”改成“暗”，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逋点化诗句的才华。

　　作者写尽梅花姿质后，掉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泻染：“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霜禽，一作冬鸟，一作白鹤，白鸟。依据林逋“梅妻鹤子”的情趣，还是当“白鹤”解释为好。前句极写白鹤爱梅之甚，它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何等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又是何等细致！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合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至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颈联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联中那不为人经意的“霜”、“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择取，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

　　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化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须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与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进步。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是说梅花像是剪碎了的丝织品，上面涂了油酥，正反面有深有浅，多么自然，画是画不出来的。这里用精细轻薄的丝织品绢和油酥制品来比喻悔花的滋润柔美，十分传神。这在宋代诗词作品中一不乏其例，如苏轼《腊梅》诗中就有“天工点酥作梅花”的句子。“向背”、“稀稠”描绘了在白天丽日高照下的梅花风姿。接下去说梅花在整个白天直到日薄西山这段时间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春天的温暖，但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严霜的侵袭下，梅花可能要受不了吧。梅花本来是以其经霜耐寒的品格受到人们称赞的，“霜深应怯”的顾虑似乎大可不必，但正是这不必要顾虑的顾虑，才能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

　　五、六两句是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清新鲜艳的梅花只能让隔壁的僧人爱惜，尽管它被冷落，但还是不愿让城里的人来观赏。把“邻僧”和“俗客”对举，是因为佛门弟子信奉清净无为的教义，往往和隐逸之士的思想非常合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后，就以“诗佛”自居，“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信徒。二十年足迹不进城市的林逋也是如此。末尾两句是说：回忆过去在梅花盛开、洒旗飘拂的江南路上，微风吹过，梅花簌簌地坠到马鞍上，叫人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从意象构造的角度言，这组诗单言山园小梅，实非易事，但诗人借物来衬，借景来托，使其成为一幅画面中的中心意象，此一绝也。

　　诗人具体写梅画梅时，虚实结合，对比呈现，使得全诗节奏起伏跌宕，色彩时浓时淡，环境动静相宜，观景如梦如幻，充分体现了“山园”的绝妙之处，这一点也是为许多赏家所忽视的，正是通过这一点，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弗趋荣利”、“趣向博远”精神品格。此二绝也。

　　作者以梅自况，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贯追求，然而也颇具特色。单就“疏影”一联而言，欧阳修说：“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已《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王士朋对其评价更高，誉之为千古绝唱：“暗向和月人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因为这联特别出名，所以“疏影”、“暗向”二词，就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如姜夔有两首咏梅词即题为《暗向》、《疏影》，此后即成为咏梅的专有名词，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这只说到了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梅在林逋的笔下，不再是浑身冷向了，而是充满了一种“丰满的美丽”，很有精神，很有力度，也很温度，很有未来。正因为如此，该诗才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让人感到很真实，回到它的起始状态，作为“梅妻鹤子”的林逋，写出此种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诗句来，是一种富有力量的心灵审美。此三绝也。

　　作者写出此种妙句，亦非唾手可得。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林逋就是这些诗人之一。另外，这组诗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命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