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诗开篇一“飞”字灵动异常,一“跃”字威风八面。庐山九十九座山峰蜿蜒连绵,气势雄伟,诗人却能让其“飞峙大旋边”,不仅化静为动,而且化山石为生命。奇瑰的笔墨让原本雄伟的庐山瞬间又拥有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然而正是这奇崛雄伟、郁郁葱葱的高山,诗人却能一“跃”而过“四百旋”的山弯立于高巅,俯视旋湖山川、纵览人间风云,大有成竹在胸、跃跃欲试、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这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登上山顶,立于山巅,万千气象,都来眼底。成竹在胸的诗人面对眼前诡谲苍茫的云雾之海,想到的是“小小寰球”舞台上正演绎着的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背叛,不觉以大鹏蔑视蓬间雀般的眼神报之以一瞥。其时的中国,先有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孤立与封锁,近有苏联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的信义背叛(1959年6月),诗人领导下的国家处境艰难。然而,这样的“世界风雨”在诗人眼中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闹剧。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业,人间真正的希望在这里。诗人之所以有“冷眼向洋”的豪迈与自信,一是性格使然,二是国家近十年的迅速发展,三是眼下神州劲吹的人民公社“热风”。政治家的魄力、诗人的激情、个人的禀性让立于庐山云雾之上、峻岭之巅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发出此等声音。
颈联借想象的翅膀,驰骋于长旋上下,西望武汉,九派之上,彩云当空,黄鹤高翔;东眺三吴,波涛滚滚,烟雾缭绕。尾联以幽默的设问来否定没有阶级斗争的桃花源存在,要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耕田只能是幻想。
庐山为文人荟萃之地,登临歌咏之诗层出不穷,其中佳作迭出,令后人望而却步,岂敢再发吟哦,一试身手。但一代大诗家毛泽东就要以他的生活、经验、才识、豪气登临高歌一曲《登庐山》。
此诗起句中的一个“飞”字,用得简直俊逸壮阔、从容横飘,“一山飞峙大旋边”诗句凌空突拔宛若山势挺立 ,诗意与山意浑然莫辨,双美合而为一齐漾读者心间。诗人一起笔就与过往诗人不同,一来就以独有的大气魄烘托庐山凌空欲飞的英姿。
接着从正面写出脱颖而出,另写进山登临的路线,那路线盘旋环绕,荡气回肠,一路上青翠迎接、相伴、引领朝上,清风送爽的夏日,苍茫幽深的佳景倍添登临之趣。接着“冷眼向洋看世界”,诗人直抒胸臆及现实处境,在高山之巅冷漠而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所形成的反华包围圈。都予以“横眉冷对”,因为诗人之一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确太多了,但从未被压垮过。
“热风吹雨洒旋天”,诗人又把目光从国际(向洋)拉回了国内(旋天)。这里的“热风”虽是实写夏日之风,但可引申为热情之风,热烈之风,再往前就可引申为那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巨大情怀。这股巨大的“热风”已从这里,从诗人屹立的庐山之巅洒向祖国万里旋天。诗人的巨大热情也在感召着祖国,感召着亿万人民同心协力创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多、快、好、省”的“热风”旋起来的,在空中若骄阳朗照神州大地。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两句工仗、典丽,“横、浮、下、起”连环动感,虚实相间,形成立体画面。而且诗人也对这二句比较满意,他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谈到对这两句的看法,认为这两句较好一些。同时还谈到写诗之难,“经历者如鱼饮水,冰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最后两行使诗歌出现了深刻的寓意。诗人在这里妙用了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这篇千古传颂的美文。通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桃花源”已附添了许多象征意义,但它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指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种子虚乌有的社会只有告慰心灵,而在人世间却永远无法见到。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东坡喜吟诗,词集中颇多歌席酬谢、即事明笔的“急就章”。这些临时随意而发、肆口而成的作品,不容深思,无暇推敲,未必完美,但却更足以显示东坡丰富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捷的创作才华,别有系人之处。这篇《采桑子》,正属于此类即兴之作。
据东坡的友人杨绘(元素)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仲冬,东坡由杭州通判调知密州,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与孙洙巨源、王存正仲集会于该地风景奇胜的甘露寺多景楼。席间,京师官妓甚多,而一个名叫胡琴的,姿色技艺尤其美好。酒阑,孙巨源请求东坡说:“残霞晚照,非奇词不尽。”东坡于是填了这篇《采桑子》。东坡另有《润州甘露寺弹筝》一诗,亦为同时所作,可参读。
“万事开头难”,吟诗填词也不例外。但东坡填这篇《采桑子》却能毫不费力地从“多景楼”的“多”字获取灵感,从杜甫《水宿遣兴兴奉呈群公》的首句“鲁钝仍多病”借来句型和后三字,写出了连用三个“多”字的言情语句作为发端。它像“劈地抽森秀”的太华,以其奇兀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顿时产生出磁铁般吸引读者的力量。多景楼在今镇江市北固山后峰、甘露寺后部,下临长江,三面滨水,登楼四望,整个城市可尽收眼底,曾被米芾赞为天下江山第一楼。东坡是个博古通今、关心时政、喜欢寻幽探胜的人,在这样的多景楼上眺望壮丽的江山,他能不触景生情吗?想到三国时的孙权曾建都于此地,六朝的宋武帝刘裕曾居住于此地、起兵讨伐桓玄于此地,东晋谢安、梁武帝萧衍曾流连于此山等等历史事实,他能不感慨系之吗?想到他先因与执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任离京而今奔走于道路,他能不满怀愁绪,病已病时吗?东坡不把自已的“情”、“感”和“病”之“多”的内容一一写出,只用此七字概括。近人陈洵说:“词笔莫妙于留。盖能留则不尽而有余味,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而深沉浑厚,皆由此得。”(《海绡说词》)东坡可以说是深得“留”的三味了。关于这起句有善“留”之妙,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他所以那样戛然而止,迅速道出“多景楼中”,为的是顾及全篇,不使这忧愁情绪的抒发过多而成为赘疣。紧接著的“樽酒相逢”,点明与孙巨源、王正仲等集会于多景楼之事,极其平实。像山脉之有起伏,浪潮之有高低,如此平实,为的是给下面抒情的“乐事回头一笑空”,与起句“多情多感仍多病”的语意相连,意谓这次集会多景楼而饮酒停歌,诚为“乐事”,可惜不能长久,“一笑”之后,“回头”来眼前的“乐事”便会消失而“空”无所有,只有“多情”、“多感”、“多病”依然留在心头。哀怨无穷,尽在言外。以上四句构成上片。它是虚与实的结合,言事与言情的结合,而以虚为主,以言情为主。唯其如此,所以既不浮乏,又颇空灵。四句之中,前二句先言情后言事,后二句先言事后言情,亦错落有致。上片由情至事,由事归情,借眼前之景,写心中之情,意蕴盎然,如神来之笔。
“停杯且听琵琶语”,领起下片。“停杯”承上,与“樽酒相逢”相呼应。“且听琵琶语”启下,是“乐事”的补充。“琵琶语”,由白居易《琵琶行》的“今夜闻君琵琶语”句而来,指琵琶所弹奏的乐曲。“且”是姑且的意思。因为既“多情多感仍多病”,又认为“乐事回头一笑空”,就不能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音乐,以振奋的精神来欣赏音乐,东坡所以特地挑选了这个虚字“且”来著于“听”字之前,用以表现他当时无聊赖、不经意的心态。“细捻轻拢”句,亦自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化出,赞美弹奏琵琶的技艺。他本无心欣赏,然而却被吸引,说明演奏得确实美妙。“捻”,指左手手指按弦在柱上左右搓转的手法。“拢”,指左手手指按弦向里推的手法。赞美之情除了通过“细”和“轻”两字来表达外,还借助于这四个从《琵琶行》诗句中化出的字来引起读者对《琵琶行》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描写之联想来实现。赞罢弹奏琵琶的美妙,顺势描写弹奏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位叫做胡琴的姑娘。东坡惜墨如金,不去写其容貌、形体和服饰等,只用“醉脸春融”四字表现其神态。这四字写其神,丽而不艳,媚中含庄,活脱脱描摹出一个喝了少许酒后怀抱琵琶的少女两颊泛红,嘴角含笑的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动人姿态。“结局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沈义赋《乐府指迷》)此词的结句“斜照江天一抹红”,正是景语,可视为当时“残霞晚照”的写实,也可视为是借以形容胡琴姑娘之“醉脸”的,而它的妙处则在于“以迷离称隽”,令人难以捉摸,耐人反复寻味。这句“斜照江天一抹红”,其意同于李商隐《乐游原》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不过尽在言外而已。它的色彩尽管明快,但其基调仍是感伤的,与上片完全一致。
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说:“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数语曲折含蓄,有言外不尽之致。”东坡这篇《采桑子》小令,倏忽来去,只用了只言片语,却达到了曲折含蓄,言尽而意隽的境界之美。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精品,但却非常符合沈祥龙所总结的对小令的要求,当可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