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长调是作者读了一则《邵康节遗事》有所感兴而写的。邵雍，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哲学家，对易理研究很深，居洛阳四十余年，遗事很多。这则遗事是说在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说话，惊问是在说什么？ 并且说，我以为是幽州光复了呢! 声细如缕，不多时就去世了。作者对这则遗事感到的是什么？看来核心是“我道复了幽州”。幽州是中国的古十二州之一，历代所指区域虽有些变化，多数是指京兆(今北京周围)冀北一带。在北宋后期常为辽所占据。邵雍是北宋人，临死前还对这些失地有所关怀。王夫之曾在桂林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不出，但他作为明遗民对明朝的灭亡兴复还是十分关心的。而当时情况，大局已定，恢复无望，所以他在词中也没有寄托多大希望，只是表达了感叹和怀恋之情而已。
词的开头三句：“流水平桥，一声杜宇，早怕洛阳春暮。”既是以写景兴起，也兼及邵康节当时的情况。杜宇是鸟名，据《成都记》记载： 杜宇本是古蜀帝的名字，又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鸟，名杜鹃，亦曰子规，啼声凄哀，常借喻凄怆景象。王夫之并不是洛阳人，这里为什么要提洛阳呢？这就是因为邵雍当时居洛阳，这里就暗喻小序中的邵康节遗事； 又据《闻见录》： 洛阳旧无杜鹃，邵康节行天津桥，忽闻杜鹃声，曰： 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这些故实亦可转用。以下承接两句：“杨柳梧桐，旧梦了无寻处。”前句借喻春秋，是说过了多少春秋，旧梦是无处可寻了。这旧梦是什么？这里有邵康节的梦幻，也有作者的梦想；也就是遗事中那句话的真实涵义。“春午醉、日转花梢，甚夜阑、风吹芳树。到更残、月落两峰，泠然蝴蝶忘归路”一大段四长句，极写作者“有感”的怅望之情。时间采用了日午、黄昏、深夜三个节序，前三句连用了中间带逗的句式，归结于蝴蝶迷梦的怅惘意境，笔法上极尽迭宕、迷惘、缠绵之致。“泠然”，《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有潇洒凄清之意。这里的“蝴蝶”也可以庄周的蝴蝶梦解，与前句旧梦相呼应，意境较好。上片可以分为这三个段落来读，表达了由邵康节遗事结合眼前的景色，触发作者的情怀。
下片则将思路更扩展到霄汉，延伸到古典中去，以寻求对所关心问题的解答。但这是枉然的，没有人可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下半阕也可以分三段来读。前三句作一段： “关心一丝别挂，欲挽银河水，仙槎遥渡。”第一句是语意双关的句子，既指邵康节弥留时丝之一息，尚牵挂幽州光复的情况； 也指作者耿耿关怀故明是否有可能光复的思绪。而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欲挽银河水”，见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张元干《石州慢》：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即要击退金兵，收复中原之意。李处全《水调歌头》亦有“胡尘未扫，指挥壮士挽天河”之句。联系序中收复幽州之语，则此处亦有收复中原之意。“仙槎”是个故实。“槎”就是木筏或竹筏。张华《博物志》载有人乘槎直上天河，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此处谓词人在收复中原后乘仙槎去寻访故主。亦有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意。此处亦似有击楫中流，挥师北伐之意。第二段则进一步说，这种愁绪是长远的，而且如同迷蒙的烟雾一样，看不到尽头。“任老眼、月窟幽寻，更无人、花前低诉。” “月窟”即月宫，挚虞《思游赋》：“扰蟾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蓐收”神仙名。就是用昏花的老眼，到月宫的幽静处寻遍，也找不到你所要寻求的人来向你诉说。最后一段以低沉的句子“君知否、雁字云沉，难写伤心句”作结，是说，即使让会写字传书的鸿雁从云中落下来，它也无法替你写出传递这种伤心的书信。情绪是悲痛的，但郁悒中也蕴藉着洒脱，也是“哀而不伤”的。
对于这首词，叶恭绰在其《广箧中词》评云“缠绵往复，忠原之遗”，确是表达出作者独创的境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论述过：“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即王夫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这一段议论还是比较公正的。象王夫之这首词绝无纤靡之感，确具沉郁刚健，有风骚之遗音。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首词咏的是南国风光中的原野暮色。朝与暮作为特定内容可以有昂扬向上和颓废没落的寓意，但作为自然景色却都很美，旭日和夕阳，朝霞和晚霞，绚丽而富于变化，都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在古典文学中写暮色的名句、名作是不少的，欧阳炯能寓奇于变，写景抒情，与前人不相因袭，具有艺术魅力，他写南国新异景物，是出于妍雅之笔。这一首像一幅旅人暮归图。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词一开头虽无一字写河，而河已突现在画面。从远岸、沙滩，人们不难意识到附近有一条鱼归路曲折并行的河流。岸之“远”，“沙”之平都是人的感觉，所以词虽未直接写人而旅人也自然突现在画面上了。然后词人着一“归”字，使他的活动内容更为具体，而且能引起人的丰富联想。至于“日斜”、“晚霞明”，既点明了归途的时间，又渲染了景物的色彩。应当说这两句十一个字已把旅人暮归的背景表现得颇有画意了。下面三句则是画面的中心，是近景，是特写，它使暮景带上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这景象只有南国才有。
孔雀的珍奇美丽，自古为人称道。屈原《九歌》描写少司命华丽的车盖，已提到以孔雀羽为饰。欧阳炯写的不是人工饲养的孔雀，而是野生孔雀。他写旅人忽见河边孔雀开屏，它那徘徊四顾的神气，俨然自怜其尾。孔雀长期未受人们侵扰，与人相狎，所以尽管起初被旅人的脚步声吓了一跳，但看看旅人又马上镇静下来，并没有拖着长尾飞去。
这首词，从押韵看，它先用平韵，后用仄韵，给人以音律变化之美。整首词重视创造意境，景中有人，所以有以少胜多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