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从虚处入笔，借羡慕杜牧的才情自抑，达到总赞西湖美丽的目的，带出全篇；颔联和颈联从正面写西湖，以秾丽的笔墨，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全方位地展示了赏心悦目的湖山旖旎风光。尾联说诗人产生了要做渔翁，融合进这美妙的图画中去的企盼。诗全篇浑成，起句高妙，中二联鲜华妍丽，有西昆诗风，对联也很工，以“茶鼓”对“酒旗”对得很巧；结句收煞得体。
诗篇一开端，就用感喟企望的语气，披露了诗人对西湖的赞赏之情。杜牧因写过许多描摹湖山的名作，而深受人们推崇，故李商隐有“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杜司勋》）之句。这里借企慕杜牧来赞美西湖怎能得有杜牧那样的才华之士来西湖题诗，以赞誉人间的美景。写法上是借客尊主，从侧面入题，振起全篇。
人间虽难得有杜牧的才华，但来到湖上，光水色，赏心悦目，雅兴遄飞，正可吟诗。以此，中间四句转入对西湖春景的正面描写：西湖边处处寺院，缭绕着袅袅飘动的春烟，时而传出一阵集合僧人饮茶的鼓声；孤山下楼台亭榭，披上了夕阳的霞光异彩，屋角间高插着招徕顾客的酒旗；起伏的山岩中，盛开着万紫千红的春花，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湖面游客的画船，冲破荡漾的波光摇前进，水花溅湿了刻画在船头上的双双翠鸟这是多么细腻真切的西湖春光图。中间四句，一句一景。写寺院，在春烟中响起茶鼓，足见其中香火之盛、僧徒之多；写楼台，于夕阳斜照中招展酒旗，暗示早晚游客不断，店铺繁忙。写山色，以“杂芳”烘染，“熏”三字，给人以浓香扑面之感。写湖光，借画舫点缀“破涟漪”一语，写出游船的幽闲和湖水的平静。无论游山泛湖，还是寻访寺院，登临楼台，人们所领略的无不是一派赏心悦目、春意盎然的旖旎风光。这里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工笔刻画，不仅描摹出作用于视觉的生动画面，且从听觉、嗅觉、触觉各种角度，使读者感受到西湖春日的繁忙兴旺欣欣向荣。
尾联抒写诗人对西湖的总体感受，意义上同首联呼应，措辞上也同开端绾合。人生难有杜牧之才，人间却幸有蓑衣和苇笠，湖上题诗也许才情不够，驾起渔舟做一名钓翁总还可以吧。总之，寓西湖风光，恋恋不忍离去，不免产生栖身湖山的凝想和雅志，未能有诗才，幸能有蓑笠，不能作诗人，且可作钓叟。“幸”、“且”两词，回应上文“争得”，使结构谨严，浑然一体。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第一首诗首句起势弘远。诗人登上向吴亭，极目东望，茫茫千里，一片清秋景色，给人一种极恍惚无际的感觉。诗人的万端思绪，便由登览而触引，大有纷至沓来之势。诗从眼前的景色写起，再一笔宕开，思忆起昔年游览的情形。“放歌”二字可见当年酣舞狂歌的赏心乐事，如今旧地重游，正逢惹愁的爽秋季节，神往之中隐含着往事不再的悲凉。一景一情，写诗人初上亭来的所见、所感，并点出时间、地点、事由。
颔联没有续写昔年游览的光景，而是以不尽尽之，把思路从昔年拉回到眼前，承首句写诗人下亭游览时所见的景物。润州系东晋、南朝时的重镇，也是当时士人们嬉游的繁华都会。“青苔”二句，一写先朝遗寺的荒凉清冷，一写河边酒楼盛景依然，对仗工整。从写法上看，本来是寺里长满青苔，桥下荡漾绿昔，诗人却故意颠倒语序，把鲜明的色彩放在句头，突出一衰一盛的对比，形象地反映了润州一带风物人情的沧桑变迁，这就为下一联抒发思古之情创造了条件。
颈联再转，让思路从眼前出发，漫游时空，飞跃到前代。诗人由眼前的遗寺想到东晋、南朝，又由酒楼想到曾在这里嬉游过的先朝士人，巧妙地借先朝士人的生活情事而感慨。东晋、南朝的士人，旷达风流曾为一时美谈，可是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都不过是匆匆过客，只留下虚名为后人所倾羡。中间两联由览物而思古，充满着物在人空的无限哀惋之情。
诗人似乎长时间地沉浸在遐想中，直到日落月出，江面传来一声愁笛，才把他从沉思中唤醒。诗用“月明”表明时间的推移，以见沉思之久。“更想”的“更”字，则有无限低徊往复多情之意。然而这一联的佳处，更在其意境的深远。秋夜月明，清冷凄迷，忽然传来《出塞》曲的悲怨笛声，又给诗增添了一层苍凉哀怨的气氛。诗人由笛声而更想到东晋“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的吹笛好手桓伊，他要借桓伊的笛声来传达心中的无限哀愁。丰富的想象，把时隔数百载的人事联系起来，使历史与现实，今人与古人，眼前的景物与心中的情事，在时空上融为一体。因此，诗虽将无穷思绪以一“愁”字了结，却给人以跌宕回环、悠悠不已之感。
这首诗所抒发的，不过是封建知识分子因不得志所产生的人生无常虚幻的悲叹，但在艺术上独具特色。诗忽而往古，忽而现在，忽而为一己哀愁，忽而为千古情事，忽而熔二者于一炉；挥洒自如，放纵不羁，在时空上和感情的表达上跳跃性极大。前人评杜牧的诗“气俊思活”，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首诗说明润州邻近对应着扬州，在长江畔城防更严密，更加适合旅游隐居，但也仍然多次成为亡国之地。
这首词直接对当时的人事安排发表意见，直接言及国事，并抒发个人情思和历史感慨。
词的上片主要写冯京守成都时的事功。起首“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谓动荡不安之岷、峨一带，已出现太平局面，如江汉澄清一般。“见说”、“旋闻”，表明问题解决得很快，又宛然是远道听到家乡新闻的口气，透出一种亲切感。岷峨为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是东坡故乡的名山。“但觉秋来归梦好”，承上“江汉澄清”而来，又映带“岷峨凄怆”之时。久客思乡，故有“归梦”；乱止忧除，故觉“梦好”。东坡之“归梦好”，是因为蜀中有能人镇守，即所谓“西南自有长城”。南朝宋檀道济被文帝收捕，怒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唐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侵，唐太宗甚至夸他是“贤长城远矣”。词至此，以“长城”为喻，转入写冯京。“东府三人最少”，提到他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宰执中年纪最轻，意味着最有锐气。冯京于熙宁三年六月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踏进政府最高层以此开端，东坡也不忘他参政任上推荐自己的一段因缘，所以提出这一点。“西山八国初平”，借用韦皋事以指冯京之安抚茂州诸蕃部，写其事功亦以称美其人。韦、冯都是镇守西川，事实又相类，此句用典十分贴切，比之直写冯京茂州事，显得典雅有风致。
词的下片转而叙述西蜀的风土人情。结合冯京的知府兼安抚使身份，拟写他那里的公余游赏生活，和人民的关系，起到调剂词情的作用。“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是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这确是一个游赏的好去处。以“遨头”称州郡长官，意为嬉游队伍的首领。东坡有“遨头要及浣花前”的诗句。《老学庵笔记》卷六谓“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其《汉宫春》词以“重阳药市”与“元夕灯山”为对，其盛况也可以想见。庄绰《鸡肋编》卷上记成都重九药市较详：“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武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勺，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这两处游乐，都是群众性的盛集，且都有州郡长官参与。词以“莫负”、“何妨”的敦劝口吻出之，期盼冯京与民同乐，委婉入情。接着“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提起有名的“文君当垆”故事。词中只写到文君，当兼有相如内。这是一则文人才女的风流故事，历代被人津津乐道。如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流，当垆仍是卓文君。”而他的另一首《寄蜀客》诗则云：“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东坡的“试问当垆人在否”，立意与之相同，也是说这样的风流人物不在了，只有佳话留传。这意味着人文鼎盛的成都，应该还有特别突出的人材出现，这就期望着地方长官的教导和识拔了。结尾“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便体现了这样的意思。这两句重点“新曲”二字，借王褒作诗教歌称美王襄事，转到歌颂冯京的意思上面。这是指文治，与上片的颂其武功相呼应。“应须分外含情”，表示了东坡拳拳的情意，这内中应该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一份。
此词为《东坡乐府》中唯一的一首言事词，全词既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思，又穿插历史感慨，意境颇高，读来有大气磅礴之感。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词述事、用典较多，写得较为平实，又多排偶句，但由于作者以诗为词，以诸多虚词斡旋其间，又多用于句首，两两呼应，读来颇觉流利，使全词气机不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