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一个“望”字把诗人爱国情怀和等待胜利在望的心情表达无疑。7月16日夜晚，长安南山头，诗人登高远望，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
词的上片写秋天来到边城，鼓角声充满悲哀，首句一个“哀”字充分表达了词人对国土沦丧的惋惜和悲哀。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整首词由“哀”到“兴”，反映了作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爱国壮志。
从角声烽火写起，烽火指平安火，高台指高兴亭。《唐六典》说：“镇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陆游《辛丑正月三日雪》诗自注：“予从戎日，尝大雪中登兴元城上高兴亭，待平安火至”。又《感旧》自注：“平安火并南山来，至山南城下。”又《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暮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都可以和这首词句互证。高歌击筑，凭高洒酒，引起收复关中成功在望的无限高兴，从而让读者体会到上面所写的角声之哀歌声之悲，不是什么忧郁哀愁的低调，而是慷慨悲壮的旋律。“此兴”的“兴”，兼切亭名。
下片从上片的“凭高”和“此兴台哉”过渡，全面表达了“高兴”的“兴”。作者把无情的自然物色的南山之月，赋予人的感情，并加倍地写成为谁也不及它的多情。多情就在于它和作者热爱祖国河山之情一脉相通，它为了让作者清楚地看到长安南山的面目，把层层云幕都推开了。这里，也点明了七月十六日夜晚，在南郑以东的长安南山头，皎洁的月轮正在升起光华。然后进一步联想到灞桥烟柳、曲江池台那些美丽的长安风景区，肯定会多情地等待收复关中的宋朝军队的到来。应，应该。这里用“应”字，特别强调肯定语气。
人，指宋军，也包括作者。词中没有直接说到收复失地的战争，而是以大胆的想象，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上至“明月”、“暮云”，下至“烟柳”、“池馆”，都在期待宋军收复失地、胜利归来的情景，来暗示作者所主张的抗金战争的前景。这种想象是在上片豪情壮志抒发的基础上，自然引发而出，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情调。
谢灵运酷爱山水，他的山水诗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和锤炼的辞句描绘优美的自然景物。他的赋作，也同样和山水景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此赋即是他写景赋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赋分为两段。第一段写作者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自己被流放将一去而不得回归。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这篇赋通过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心情，情感真挚。
第一段写他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被流放到南方的自己，表现一去而不得回归的伤感。
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写大庾岭所见景物。先以“长山”二句总写岭的高大雄伟。其后则做具体的描绘，以“下无伏流”，正面夸耀岭的高大；“上无夷迹”，夸耀山路的险峻。又以“麕兔”二句侧面表现岭的高峻。“既陟麓”四句回写自己的行程，后路倾谳，前磴绝岸，既照应上文的“长山款跨，外内乖隔”，又表现出自己遭遇的坎坷和前途的险恶。“看朝云”以下，则具体写眼前所见景物，感官上由视觉到听觉，时间上从早到晚，由眼前罗列的千奇百怪的岩石到远方姿态万千的群山，以及绝壁上的萝蔓，山涧溪流下的苔衣，一一写来，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如在目前。虽然身处逆境之中，仍不忘对他乡优美山水景物的欣赏与赞美。较之于他的山水诗，由于省去了体玄悟道的内容和说理的成分，就更充分地表现出他对祖国山水的真挚情感。但由于生死未卜，前景渺茫，所以字里行间，又透露出淡淡的忧伤情调。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谢灵运的创作无论是诗还是赋，都遵循着这一“新变”的规律，力求创新，吸收前代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他能称雄当世，赋作上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