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首诗首联极言春雨连绵的萧瑟景象与所居之处的破败冷落。颔联表达虽欲出门寻春又觉心灰意懒的萧然情杯，显示诗人生活的不得意。颈联从小处着墨，描绘了眼前热闹的春景，并暗寓自身不得其时之慨。尾联切题，对辜负邻居的相邀表示歉意，且写出尚愿前往赴约共赏最后春光之意。这首诗是诗人写给邻里说明自己“屡失”“春事约”的原因，也表达了自己凄苦寂寥的生活和心情。语言峭拔生新，点铁成金。全诗情感深细，意境新奇。
“断墙著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两句以“断墙”“老屋”，点明所居的简陋。残破的墙壁上，在春雨淋湿之后，蜗牛随意爬行，留下了歪歪斜斜的痕迹。老屋因久无人居，所以任凭燕子飞来做巢。作者在这里不写“老屋无人”，而代以“无僧”，实际上是自嘲的戏笔。表明他也不过像个游方和尚而已，是经常浪迹在外边的（有人以为，作者租住僧房，故说“老屋无僧”。但无佐证）。作者居住在这样的老屋之中，可见生活的清苦。
“剩欲出门追语笑，却燕归鬓逐尘沙。”写他也想外出追寻点笑语的机会，无奈又感到归来之后，鬓角上更会染上沙尘。这两句显示作者虽然处于贫困之中，仍然保持傲然的情操，不愿在风尘中追逐。
“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即景抒怀，屋角的蛛网，檐口的蜂巢，在“风翻”、“雷动”的情况之下，形成了老屋的风光，而“开三面”、“趁两衙”，则是有所寄寓的笔墨。作者先写风翻蛛网，却是网开三面，昆虫仍好有个避开的去处。次写雷动蜂衙，那些蜂儿也仍然有主，有秩序地拥簇在一起，就衙门里排衙一样。而人在尘网之中，倒是网张四面，受到党祸牵连，难有回旋的余地。过去他虽曾奔走多年，此时依旧有途穷之感，不似蜂儿还有走动的机会。语意中对世路崎岖深表慨叹。
“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此二句表明他在现实的情况下，平白地辜负了春天，虽然邻家几次以春事相邀，都因未能赴约而失去机会，此时或许还有有未开的花儿。
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反映宋诗的新趣味还在于它在看似纯粹的、很地道的白描形象中暗暗地搬动着书卷，使得它看似非常琐细，其实却大有来头。 此诗词语讲究，情感深细，意境新奇。结构则跳跃错落，写景、叙事隔联相承。处处体现诗人细致、求新的构思。
起句“临水一长啸”采用情感迸发式的写法领起全篇，把临水垂钓与发泄悲愤情绪融合起来，痛定思痛、长歌当哭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震撼灵魂的感染力。
紧接着便回首往事，概述人生旅途的变化，宦海沉浮、仕途得失、人间冷暖、世事盈虚，尽在一声长啸之中。
诗中江州之贬在诗人心灵所造成的阴影时刻折磨着他，即使临水垂钓时也挥之不去。“忽思”一语正这种心理状态的真切表现。
此诗颔联“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是诗人对前期一帆风顺、春风得意情景的追溯，也是对贬谪所受精神创伤的反衬。
那时，他既利用诗歌“补察时政”、“导泄人情”，往往使权贵们闻声变色。这自然给诗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惜好景不长，逝者如流，这种回忆也带有浓浓的苦涩味了。
后两联则表现了诗人后期的思想变化。这一联写的是诗人身遭贬谪、饱经风霜之后对世事人生的重新审视，也是他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自慰。
可以看出，白居易头脑中的儒家入世思想逐渐让位于释、道出世思想。全诗以“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作结，轻快潇洒中隐含着深沉的苦闷，自我排遣中透露也几分达观。
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都是写眼前之景，言诗人旅居冬至的情形；颈联和尾联写诗人由冬至而回忆起长安的冬至日情形。全诗由诗人一己的漂泊流浪联想到朝廷，集中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八句皆对，律对严整，感情深挚，具有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一二句“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直接叙写诗人自己漂泊无定的生活。正因为自己是“长为客”，久滞旅途，所以时光一年年的流逝，才更让诗人心生悲愁，故下一句诗中有“穷愁泥杀人”之语。这样直露地抒写，正如那“冬至”日的寒冷一样直扑人面，一下子便把读者摄入一种愁苦、阴冷的氛围之中。
三四句落笔来写诗人自己旅居之境况：“江上形容吾独老”是承上联“穷愁”来写，这样形容独老，正是穷愁所致，而“天涯风俗自相亲”却更让诗人增添对故土家园的思念，因为这份“自相亲”是与其客居生活有关。而且在这联诗中，诗人以粗线条把其“形容”勾勒了出来，使上联写到的那种穷愁更加形象化。
五六句首先写诗人在这个风俗自亲的冬至日里，扶杖而行，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由眼下的凄清、落魄与昔日的热闹、得意形成对比，把今日的“穷愁”更加深切地表达了出来，而“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属对工整，两幅画面的形象感也非常强烈。而且这联由这“忆”，使诗意更进一层。
最后两句承上，因想到长安，更增愁恨。“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此时诗人心中的“穷愁”变得更加不可排解，故而有“心折”碎句，因此，那种要结束这种漂荡生活而重归故里的心情更加强烈，可回家的路却寻不着，所以诗人不禁要悲叹：“路迷何处见三秦”。之所以“路迷”，正是由于久客难归，这一句则又是扣住首句“长为客”来写的，表达出诗人对人生路途产生的迷惘和无所适从之感。
这首诗把杜甫晚年那种漂泊生活的苦与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而且在表达上，诗人注重诗的每一句都遥相呼应，所以读完这首诗时，读者仿佛真的感受到了寒冷与愁绪。因为诗人年年“长为客”，故而“路迷”难归；因为他有无法摆脱的“穷愁”，所以他才会“形容独老”、肠断“心折”；正因为他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因此他才有“心折”“路迷”之慨，这首诗就是这样情浓意切，读来有浑然体之感。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