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此诗通过歌舞场面的描写，表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友好感情，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胡腾儿离失故土的深切同情，并寓以时代的感慨。全诗从正侧面表现人物的高超技艺，脉络清晰，结尾点睛，余韵悠远。
第一段描述胡腾儿原籍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肌肤如玉”的白种人，隆准稍尖，鼻型很美；身着桐布舞衣，镶着的宽边如同前后卷起，以葡萄为图案的围腰，带子长长地垂到地面。这一段写得很朴实，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艺人的深切同情。例如，胡儿最喜丝绸彩绣，“桐布”、“葡萄”也并非多美，诗人在此特书一笔，说明胡腾儿飘泊穷途，卖艺求生，又深恐破衣烂衫难以吸引看客；倾囊购置，也仅能置些民用布帛、自绣彩绘而已。
第二段描写舞蹈开始前的场面：“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胡腾儿起舞之前，首先跪在帐前，向各位看客用“本音语”诉说家乡沦亡、同胞被杀的诸般苦情，然后“拾襟摆袖”，向诸位施礼，准备起舞。那曾在安西做过地方官的人强忍着眼泪观看，洛下词人也主动把自己写的歌词抄送给胡腾儿演唱。这段虽然仅写了“旧牧”含泪和诗人赠曲，但却显示出了一个很大的场面，写出了不同人的思想和表情。艺人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众人报之以热泪；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以下至篇末为第三段，是写艺人的舞蹈和诗人的感慨。看客们的同情使得胡腾儿大受感动：“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上句写“起始”动作，“扬眉动目”，可知表情丰富，义情激奋。下句写飞旋动作，垂珠斜飞，“红汗交流”可知舞得十分卖力。“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进入另一种意境，上句既是写舞姿的妙曼，也是写他以舞蹈语言，痛陈离乡背井之苦。在舞蹈艺术中，“醉步”要求“形散神凝”，看似如醉如痴，飘忽不定，实则缓促应节，刚柔相生，是一种高难度的表演。下句写双腿飞旋，双靴闪动，恍如灯前闪烁出一层层柔弱的光圈。“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应节”二字，照应前后诸句。说他无论“环行”如轮，还是“急蹴”起跃，还是“反手叉腰如却月”的造型，都能丝毫不差地吻合着音乐的拍节；可知不论“踏花毡”的起步，还是“东倾又西倒”的醉步，还是“柔弱满灯前”的急旋，也无不与音乐的拍节相侔了。接着以点睛之笔兼写几个方面：“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说伴奏的“丝桐”（弦乐器）忽停，表示了舞蹈的结束；舞蹈结束，方听得“画角”呜呜，又见看客们因全神贯注于音乐舞蹈，其他音响均不得干入其耳，烘衬出了舞技的超绝，引人入胜：“画角”发于城头，又说明时局紧张，岂止边地沦陷，京畿亦有烽火相照。时代气氛如此，不能不引起诗人深沉的感慨。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这里说的“家乡路断”，并非指山川隔阻，而是指中原藩镇割据，唐王朝边事失利。这既表现了诗人对胡腾儿的深切同情，也暗含了对于中唐国事的叹惋。诗贵含蓄，收尾尤贵意在言外。如果说前面叙事端、写看客、状舞蹈，都能写得精炼而动人的话，那么这收尾四句却更富于余韵远响，具有耐人寻味的妙趣。卢纶盛赞李端：“校书才智雄，举世一娉婷。赌墅鬼神变，属词鸾凤惊。”中唐前期，诗歌暂处低潮，“大历十才子”多不擅长歌行。这首歌行，应该是当得起“举世娉婷”的赞誉的。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