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晖上人的赠诗内容不明，从此诗意推测应是与秋居禅坐有关。因此，这首回赠诗开头从山林的幽静写起。“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秋居的山林禅院充满了幽寂的禅意。此诗中间两联写景咏物。颔联“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住在这僧房里感到了景色的变化和季令的推移，由于心绪无比烦乱，不禁打开门扇，独坐沉思幻想起来。这里点出了晖上人的禅悟境界。禅定使人心情平静，从而智慧现前。颈联“风泉居声杂，月露宵光冷”，描绘出一片清幽冷寂的境界，极具诗情画意，也颇具禅意。最后“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二句，感叹世人不能如晖上人般忘却机心，饱受尘世烦扰，实在是无奈又可怜，表达了诗人对晖上人入景清明那种境界的追求。
此诗结构极其精巧。起承转合，自然从容。写景写人，浑融一体。陈子昂还有一首诗《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内容与此诗相关，可以互相参照。
这首诗描写了壮丽的北国风光和诗人的感触。首联写身在北首之燕地，春天与国中无异。后三联构思新奇，抒发了山川依旧、景物皆非的感慨及作者对失陷于辽的祖国河山的无限依恋之情。全诗写景细腻，感情真挚，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国家由衷的热爱。
首联写“一马春风”之快，恍惚间好似重新回到了家乡，可明明身在北首之燕地，心中的熟悉感和温暖感却不同以往，画活了志趣心境，落入敌手的山川，春天正与国中无异，而以反侧方式说来，效果更强。
颔联写春风习习，江面水波荡漾，阳光下江水波光粼粼。远眺水天相接处，阳光随着波涛的涌动仿佛在漂浮、游弋、升腾。“浮”写出了春风、江水、阳光的融合，赋予静态的景象以动态的美感。阳“浮”与尘“旧”，正是南方人看北方景的不同之处，今日亦然，两字运用，贴切之至，自是临川炼字长处。
颈联是传诵的名句：柳色嫩黄，写成是阳光晕染而成，田间新绿，幻想成是雨水将其催成；生动警奇，但却不无道理。以方块文字和音律，裁成一幅田园画图，清新明丽。
尾联故意纠正一个回家的错觉（作者家乡辛夷花多，而眼前还没有发出），同首联笔法，再次将心中的情绪，抒发得饶有新意。诗人以不见迎春花作结，含蓄地表达了国家山河被敌军占领的愤恨之情。诗人乘着春风，跃马扬鞭踏上辽国的土地，却似乎感觉是来到了“旧山河”，没有一丝脚踏异国土地的感觉。含蓄的语言，蕴藏着诗人收复国土的理想。
本首诗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立意新颖，对仗工稳，用字精确。构思新奇，感情深沉。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