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徐玑是南宋中叶“永嘉四灵”之一，平生不热衷于功名，主张以清新之词写闲适之趣。《秋行》代表了其艺术风格。《秋行》是宋代诗人徐玑的一首七言绝句，又名《行秋》。诗人以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鸣蝉似筝，小溪如镜等秋日的景色，抒发了恬静悠然的心情。
诗中纯然一派秋景，秋蝉鸣叫，秋柳披拂，秋水如镜，秋叶轻扬，构成一幅安谧恬静的早秋风景画。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投身自然、拥抱自然的闲静安逸的心态。《秋行》呈现出“欲辨忘言”的田园牧歌美。
《秋行》一诗运用了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不乏清新之词、脍炙人口如同怡然而忘俗的田园短笛，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意境闲适。这把原本很普通的风景，也是描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从而令这首诗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美，读来也是朗朗上口，这样的作品也是最有代入感，读来仿佛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诗作中那种不一样的美。
《秋行》运用衬托、对比的表现手法。通过动静映衬的写法来描绘出秋天的生动景色。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动衬静。整首诗以动为主，又辅之以鸣蝉、飞叶来增加动感，达到以动衬静、动静相生的艺术效果。二是以人物外在的动与内在的静相互映衬。诗人听蝉、赏溪、观叶，“动”无处不在，而这种“动”又与内心的静紧紧相连。因其“心”静，才有赏景的情趣；因其“心”静，聒噪的蝉鸣才变成了悦耳的筝音；因其“心”静，一叶生浪的细微变化才未逃出作者锐利的目光。因此，动景的描写也反衬诗人闲适宁静的心境。全诗用动静映衬的手法，渲染出一种淡远宁静的艺术氛围，映射出人物的心境。
春节原本是欢快的日子，一年之始的春驱冬而临，人们大抵应是喜上眉梢，暖生心底的。然而词人劈头起句就是“又东风唤醒一分春，吹愁上眉山”。春的被“唤醒”，竟同时也“唤醒”了愁似的，那东风把愁吹上了眉头。眉山，韩偓诗有句云“眉山正愁绝”，因妇女眉色似山黛，故指喻眉毛。李清照又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句，写愁思外露凝结于眉间。这里愁与春同来，并非是习见的感春伤春。春才“一分”，有什么可愁眉百结的？显然，它强烈表现了词人对前景的迷惘，形势使他丝毫也乐观不起来，预感到这新的甲寅之年中不会有舒心事。事实确也如此，这一年从正月太平军三占武汉三镇，到年底在赣湘一带连挫“湘军”，曾国藩急得几乎投水，应该说，词人是非常敏感的。“趁晴梢剩雪”三句具体描述“愁上眉山”的抒情主体“我”的意兴形态。蒋春霖先构筑出一个特定的“境”： 残雪挂在初晴的树梢上，夕阳西斜，余辉残照未尽。这是一个凄寒寂寥的境界，而人就悄立在这“境”中。“人影山山” 的“山山”，不该解为人的衣带上的玉佩声，而应是“阑山”之山，即白居易《咏怀》诗“诗情酒兴渐阑山”的山，意为渐渐衰退残尽。“人影山山”，是说随着斜阳西下，落辉光淡，人影也渐消淡而无。词人在这句中写出了 “小立”的时间推移。用人影的渐失来表现时间感，正和上句萧瑟的空间感极其协调、妥帖地共相构成了一个空灵的情境。陈廷焯认为“鹿潭深于乐笑翁……此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神理，又不仅在皮相也” （《白雨斋词话》卷五），张炎词的风格美表现为空灵清凄。要体味蒋鹿潭的“真得玉田神理”，当从上述句式中着手。“避地依然沧海”到上片结句，是“斜阳小立”中的“我”的愁思满怀的心语，即“愁上眉山”的实际内涵。在一场大动荡中，“避地”是为求安定平静。可是，“依然沧海”! 哪儿也不可能逃脱这种变动，处处都面临着或已经是沧海桑田天地翻覆。这是词人心境的痛切感受，所以，“险梦逐潮还”，恶梦紧缠，似潮汐般一次次袭击心头。一个“险”字下得十分警策，把种种复杂的情思全汇总到这上面来。一代封建文人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从“险梦”，以及前边的“愁上眉山”、后面的“莫倚阑干”中已可毕见。貂裘披身也还觉得心寒神颤，说到底是因为时非升平，繁华如汉、唐的长安元日的景观一去不复返了。“不似长安”，上片收结得既冷峭又切题。此种笔法即前人所说的“清警”。
下片紧承“不似长安”而来。既然已非清平之年，于一片“悲笳声里”还过什么春节？作为个人，在这人世间本只是“匆匆过客”，所以过年无非意味着多活了一年而又更临近生命的结束，“草草辛盘”，迎新仪式和风俗活动完全可以简化了的。辛盘，旧时元日（春节）以葱、蒜、韭、蓼蒿、芥五样物事杂和而食，名五辛盘，作为迎新的祛邪取吉之意。然而，迎新活动可以省简，心头的愁思并不因之而宽解，“引吴钩不语”是力不从心，无以报效国事的形象说法。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政事日非，将无以挽转，故而酒落肚而心愈寒。说酒杯(玉犀)寒，实系心境寒苦。人到无以解忧之时，总还得找一点聊以自宽的办法，不然，何能度日。词人说：不要去管那些国事政事吧！且继续痛饮，从而用醉眼去观赏洁似玉雪的梅花，岂不是甚好的事儿？“杜鹃桥”，化用北宋邵潜在天津桥(河南洛阳一桥名)上闻杜鹃啼泣，以为是亡国之谶兆的典故。词中借以概喻日衰的国事。醉看梅花，既以花切贴“元日”之题，又暗示有洁身自好意。末句“南云暗”比拟江南的形势，“任征鸿去，莫倚阑干”，是说看了“征鸿”这候鸟的南去，徒增悲伤，不如不去“倚阑”。当年辛弃疾《摸鱼儿》词结句是“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即表现的是一种对政局的焦虑，蒋氏翻用此意实系对自己依附的清王朝政权的前景深感渺茫。一个“任”字，一个“莫”字，值得审辨，词人的心迹可以从中探知。同时，这结句与词的起首“唤醒”愁上眉头，恰好回环照应，如合契符。
蒋春霖的词出入于浙西、常州二派之间，最显明的特点是词情浓重，清而不枵空，灵而无油滑; 虽多用意象，寄意言外，却又不晦涩，不靠微言大义以堂皇面貌，情思郁而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