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春天景色的词。
起句两个“映”字，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池溏春水，碧波荡漾，烟柳垂荫，小桥、亭榭若隐若现。水塘之波，塘边之柳，塘上之桥，相映成趣。连用两“映”字，景色明媚，节奏复沓，极具清新风格。第二句写春雨，冷烟疏雨，就是烟雨，就是蒙蒙小雨。因为下雨，池边的亭榭，看上去也有些模糊了。这就使眼前的景色呈现出一种朦胧美。第三句紧承上二句，具有小结之意： “春城风景胜江郊”。江郊是临江地带。就是说，这里的景致超过了江郊。一个“胜”字，又深化了春景之美。
下阕“花蕊暗随蜂作蜜，溪云还伴鹤归巢”，把“花”和“云”拟人化了，赋予浓郁的感情色彩。花蕊随蜂，溪云伴鹤，说明春意盎然，物随人意，已经很迷人了。再加上一个“暗”字、“还”字，更是传神妙笔，写尽了春光的魅力。所以，夏承焘先生评论此联谓： “花蕊一联，自然流转”是很有道理的。结句“草堂新竹两三梢”，一则扣合上片“春城风景胜江郊”，二则总收全词，好象词人在江边小路踏青，一路看去，最后惊喜地发现竹梢又长了二三节。夏承焘在《金元明清词选》中评论说：“结句轻轻即收，不著议论，而并具微婉。”
这首词的艺术风格是清秀自然，宛转沉著。这首词好象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作者的情感通过描绘景物，同时把“情之所至，妙不自寻”的意境传递给读者了。值得再三玩味。
“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这首怀古吊今之作，既怀战国时大梁侯嬴之史事，又吊友人侯朝宗之事迹。作者何以借“怀古”而“兼吊侯朝宗”呢？因为侯朝宗既与侯嬴同姓，且又同具肝胆意气。
在结构上，前六句集中“怀古”。首联借描写时代背景而点明“怀古”，把思绪推向历史的纵深。“河洛风尘万里昏”，中原大地风尘万里，河洛一带战乱不息。面对这苦难的多事之秋，诗人不禁思潮涌起，自然思念起“贻书约终隐不出”的友人侯朝宗，并联想到战国时代曾隐身为夷门监者的侯嬴：“百年心事向夷门。”这就将“怀古” 与“吊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时代的感叹、对古人的追忆，隐含于对史事的回顾之中了。
二、三联描写 “怀古” 的具体内容，借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之事，以表现其肝胆意气: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侯嬴家境寒微，七十多岁时为大梁夷门监者，但为人修身洁行。信陵君欲厚遗之而不受，便置酒大会宾客，亲自乘车迎为上客。当信陵君欲救赵而苦无兵权时，侯嬴为之献策，使曾受信陵君旧恩而图报的魏王宠妾如姬窃得兵符，并推荐市中屠者朱亥，杀死受魏王旨意观望不前的魏将晋鄙夺得兵权，终于击退秦军而保全赵国。当信陵君出发时，侯嬴因年老不能随军上阵而自刎。诗人通过对这段史实简洁的描述，使侯嬴的形象既豪迈雄放，又慷慨悲壮。尤其是 “多见”与 “几人”的鲜明对比，不仅生动地突现出侯嬴的肝胆意气，而且倾注了诗人的一腔赞颂之情，也从而在“怀古”之中，透露出 “吊今”之意。因为在诗人看来，侯朝宗在明末动荡之中，积极入复社，严正斥宦宫，抨击奸党，匡扶明室，具有和侯嬴同样的肝胆意气。因而才引出末联的正面 “吊今”，以侯嬴指代侯朝宗。
末联虽正面吊今，却又不是礼赞式地哀悼，而是对自己 “死生终负侯嬴诺” 的深深自责。对侯朝宗这样有肝胆意气的英雄，自己却 “为世所逼，有负宿诺” ，入清后官至国子祭酒，晚年虽告假归里，但终以仕清为耻。诗人曾痛心疾首地说：“误尽一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当然就对有负于侯朝宗之诺感到深深的愧恨了。这种愧恨之情，在 “欲滴椒浆泪满樽”一句中得到了真切生动的表现。末联的正面吊今，使诗作思念友人的题旨更显得深邃、隽永。
由于诗人借 “怀古”以 “吊今” ，“怀古” 与 “吊今”相互交织，情蕴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