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上片不直接写与朋友同游的情状,而是引陶渊明自比。他所写的宁可退隐、也不向当权者屈曲的渊明,兼有为自己画像和代朋友书怀的意味。首韵一问,虽意在表明时令,而又能显出心中的波峭。同时“为谁开”一问,不仅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且能起到引发下文的作用。他之所以爱菊,是借花的凌雪傲霜的高尚品格,寄托自己的心胸。以下两韵,明看是代陶渊明写心,其实翻过来看,正是借渊明写怀。“渊明谩爱”一韵是倒装句,是说胸中正不平、惟待酒浇化之的渊明,喜逢重阳节却无酒可饮。作者的遭遇有很多地方与陶渊明相同,所以用“黄菊开”、“爱重九”、“正崔嵬”表示对陶渊明的同情与歌颂。下韵以退为进,否定酒本身对渊明有重要意义,谓渊明爱酒并非因为他是个酒徒,而是心中有块垒,不得不借酒浇愁。可是,没有谁打发“白衣”来为他送酒。上片末韵,扇面障尘既是取景于眼前,也是典故的借用。他对渊明中藏块垒的心迹的理解,颇为深刻。而写渊明,实即自写其志。尤其是末韵。用来比拟韩尚书面对政敌的熏人气焰而不为苟且的态度,颇为切合。
下片就眼前重阳节的相知之乐来写。他写一日须饮三百杯,才配得上为韩尚书饮。既侧写韩的豪酣与洒脱,也是写他与韩的相知投缘之乐。在继两韵中,作者用对比的方法,笔锋急转,直指自己遭受“落佩倒冠”的陷害,向南宋王朝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当他想见韩将来翳凤骖鸾、归于眺望中的仙山之后,就不免喜忧参半了:他为韩尚书的得归仙班而高兴,也为自己的隐居无伴、抱病独登高台而伤感。人我相照,愈觉情怀不堪。这里的“归于仙班”,隐指韩将来的归朝。结韵以想象中形影相吊的情景,在送别韩南涧的归路上,见到月色映出了“人影共徘徊。”流露出惜别依依和孤独寂寞之感。这样的表达法,能兼收暗示友情相得和表达自己隐居失意之情的双重功效。
上片写登高赏菊忆及渊明,以重九日盼望送酒的陶渊明自比,暗示了作者与其处境的相似。下片陪游后借题发挥,既寄希望于韩元吉再次被朝廷召用,又为自身的“落佩倒冠”抱病登台而慨叹,倾诉自己无法实现抗金报国壮志的痛苦,表达了被迫害受压抑的沉重心情,不是一篇单纯的记游之作。
这首诗在描绘具体形象时着墨不多,却起到了重要的点染作用。
“黄金错刀白玉装”一句,描绘宝刀外观之美。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金玉相映,华美无比。“夜穿窗扉出光芒”一句,描绘宝刀内质之佳。它在黑夜中光芒四射,竟可穿透窗户,确实不凡。这两句,从诗歌意脉上说,是托物起兴,通过对宝刀的描绘和赞美,自然引出下面的提刀人形象。而从内在意蕴上说,又对提刀人的身份和志趣起着一种映衬作用,实质暗示了宝刀无用武之地,英雄无报国之门。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这里有三层意思:“提刀独立”写提刀人的动作,显出其急欲上阵杀敌;“顾八荒”写提刀人的神态,既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惆怅,更顾盼自雄的豪迈气概;“丈夫五十功未立”则慷慨直陈,向天浩叹,更显出了提刀人的胸怀大志。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写终南山顶山石嶙峋、白雪耀眼,虽只是略施点染,但雪光与刀光相辉映,却为爱国志士之“一片丹心”大大增色,最终还是突出了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凛然不可屈服的形象。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在诗的最后发出了“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时代最强音。引用战国时“楚虽三戾,亡秦必楚”的楚车民谣作比,用反诘句表明:汉族人民定有英雄人物能赶走女真统治者收复中原。楚民谣虽仅八字,但深刻说明民心不会死、民力可回天这一道理。陆游虽生活于国力衰微偏安江左的南宋,但基于对民心、民力的正确认识,在述志时他坚信中国有人,定能完成北伐事业,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歌行体诗往往转韵,此诗在用韵上是四句一转,与诗人情感表达的流泻起伏变化相适应,读起来抑扬顿挫。
陆游生活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南宋国势衰微,恢复大业屡屡受挫,抗金志士切齿扼腕。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报国志向,但无由请缨。他在年将五十时获得供职抗金前线的机会,亲自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去,大大激发了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永远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巨大力量。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之作,在结构上具有由物及人、层层拓展的特点。全诗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从开头到“提刀独立顾八荒”,从赋咏金错刀入手,引出提刀人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
第二层从“京华结交尽奇士”到“一片丹心报天子”,从提刀人推扩到“奇士”群体形象,抒发其共同的报国丹心。
第三层从“尔来从军天汉滨”到结束,联系眼前从军经历,揭明全诗题旨,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
“丈夫五十功未立”,这里的“丈夫”,是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丈夫”的涵义。诗句中所说的“功”,不能仅仅理解为陆游个人的功名,而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一片丹心报天子”一句,似乎有忠君色彩,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天子”与国家社稷难以分开,“报天子”即是报效国家,其积极意义仍应肯定。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意即怀抱报国丹心的并非只有自己,当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一个爱国志士群体。隆兴初年,朝中抗战派势力抬头,老将张浚重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也受到张浚的推许。这些爱国志士义结生死,同仇敌忾,是抗金复国的中流砥柱。
最后两句却变化了句式,先用叹词“呜呼”提唱,末句则用一气赶下的九字反诘句,读起来显得铿锵有力,仿佛掷地有金石之声。
这首诗题为“金错刀行”,但并不是一首咏物诗,它不以铺陈描绘宝刀为宗旨,而只不过是借宝刀来述怀抱、言志向。因此,诗中多议论和直抒胸臆的句子,以气势、骨力来感染读者、激励读者。诗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因此决非粗豪叫嚣之作可比,读来大声鞺鞳,气势夺人。长于议论,同时又富于充沛的感情,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首要原因。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松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松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